五、参知政事与宰相的相互制衡
    参知政事既是置于宰相的领导之下开展工作的，有时又会侵夺宰相的职权。实际上，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制衡关系。没有参知政事的合理配合，中枢机构就难以正常开展工作。而且，参知政事也是皇帝身边的亲近大臣，参与朝政讨论，他们的意见时常影响了皇帝的决断，反过来制约着宰相的参政和议政权。尤其是后来皇帝有了以参知政事分宰相之权的想法之后，这种制约关系更加明显。在多数情况下，两者之间不是单纯的一种争权夺利关系，而是一种复杂的相互制衡关系。参知政事反对宰相对自己的绝对控制，便是这种制衡关系的经常性之表现。
    第一，参知政事的参政、议政要求。
    这种制衡关系首先表现为参知政事积极要求参政、议政，不甘心仅仅做宰相的附庸。在北宋前期机构运转正常态之时，这种积极要求并不是争权夺利的表现，而是对自己职权的一种确认。神宗熙宁元年（1068）正月，唐介拜参知政事。“先是，宰相省阅所进文书于待漏舍，同列不得闻。介谓曾公亮曰：‘身在政府而文书弗与知，上或有所问，何辞以对？’乃与同视，后遂为常。”唐介所争的不仅仅是审阅文书的权利，而是参知政事参政、议政的权利。所以，当王安石独揽中书大权时，唐介便多次与之争论，因没有结果，“不胜愤，疽发于背，薨。”[1] （皆见《宋史·唐介传》）为忠于职守，竟死于职任。
    当参知政事被剥夺参政、议政权时，忠于职守者或上奏疏抗议，或辞官而去。高宗绍兴年间，宰相赵鼎和张浚独揽大权，张浚“视师江上，以行府为名。”参知政事沈与求和知枢密院事孟瘐皆愤愤不平，说：“三省、枢密院乃奉行行府文书邪？”绍兴六年（1136）二月，张浚再次外出视察军队，沈与求不得预闻，退而叹息说：“此大事也，吾不与闻，何以居位？”便坚决辞官而去[1]（《宋史·沈与求传》）。 皇帝过分依赖宰相，权力发生倾斜，破坏了权力制衡原则，沈与求不愿尸居其位，只有以辞官作为抗议。
    第二，参知政事驳议宰相。
    这种制衡关系其次表现为参知政事不同意宰相的意见，反复驳议，最终有所改变。一部分参知政事，深切领会官制设置的意图，坚持职守，并不阿附宰相。在北宋前期体制运转比较正常的情况下，这种情形时而发生。仁宗即位初，鲁宗道任参知政事，遇事敢言，人称“鱼头参政”，“因其姓，且言骨鲠如鱼头也。”[1] （《宋史·鲁宗道传》）时用王钦若为首相，鲁宗道时时有所驳议，“钦若不堪，曰：‘王子明（旦）在政府日，不尔也。’鲁宗道曰：‘王文正先朝重德，固非他人可企。公既执政平允，宗道安敢不服。’”[2]（《长编》卷101）仁宗朝另一参知政事吴育，亦风骨凛然，《长编》卷169载：
    （吴）育在政府，遇事敢言，与宰相贾昌朝数争议于上，殿中皆失色，育论辩不已，乃请曰：“臣所辩者职也，顾力不胜，愿罢臣职。”
    吴育所坚持的是职责，不惜丢官。宰相与参知政事意见相左到这种地步，当然已经无法再共事下去，仁宗只得将吴育与枢密副使丁度对换职位。
    第三，参知政事调和政府矛盾。
    参知政事与宰相的制衡关系，甚至表现为称职的参知政事，能够起到弥合政府裂缝、维护“和”的原则的关键性作用。当宰相遭受或上或下的攻击、压力时，自身的辩护就显得软弱无力，参知政事从旁调和弥合，往往能够事半功倍。这是制衡关系的正面反映。高宗年间的参知政事张守，就曾起过这样的作用。《宋宰辅编年录》卷15载：
    守在政府，一日，上出侍御史沈与求论宰相范宗尹章付守，倚守为相。守再拜曰：“四郊多垒，国步未安。阅一月而再论相，何以系天下望？左右弥缝，臣之职也。”退，上章争益力，天子异焉。他日顾宗尹曰：“近世进不相倾夺者几希，张守之贤未之见也。”且命事无大小，宜悉咨决。建炎、绍兴间，吕（颐浩）、范（宗尹）、赵（鼎）、张（浚）先后秉政，守夙夜寅恭，协和群辟，惟靖国是务。及进，则退然若不自己出，向之自为封畛者始愧而革。而吴丞相元中、李丞相伯纪相次起废，李参政泰发亦自庶僚持从橐善类汇进，多时相所不快意者，悉守调护之力。党附之俗，至是潜为消弭。
    张守将“左右弥缝”理解为参知政事的职责之所在，他所做的“弥缝”工作有两个方面：一是宰相遭受攻击时为其辩解，以求政府和政局的稳定；一是起用不被宰相所喜欢的人士，努力做到人尽其才，调和各派矛盾。南渡前期，南宋小朝廷得以稳固，并取得军事战争的一系列胜利，其中有张守的这一份功劳。
    第四，参知政事参与策划的政变。
    参知政事参与策划反对当权宰相的政变，是权力制衡的一种极端表现。即在权力无法制衡的情况下，采取了消灭对方势力的方式解决双方的矛盾。两宋时期，只发生过一次这样的政变。宁宗开禧三年（1207）十一月，朝廷中反对韩侂胄继续发动对金战争的大臣们策划了一场政变，以史弥远为主谋，主要参与者就是两位参知政事钱象祖和李璧。政变成功后，钱象祖兼知枢密院事，李璧兼同知枢密院事，两位参政一度主持中央工作。
    第五，“和而不同”的关系。
    参知政事与宰相的矛盾过于突出，便会影响中央权力机构的正常工作；参知政事与宰相沆瀣一气，又容易转为个人擅权，对皇权产生威胁。宋孝宗在任命周必大为参知政事时所说的一句话，可以视为两者关系的理想表达，孝宗说：“执政于宰相，固当和而不同。”[1] （《宋史·周必大传》）双方能协调工作，关系和睦，又能够各抒己见，不苟同附和，这才是两者关系的理想境界。这种理想的制衡关系，很难实现。要么是结党阿附、党同伐异，要么是勾心斗角、争权夺利。
    然而，“和而不同”的理想关系在北宋也曾一度实现。欧阳修嘉祐六年（1061）闰八月拜参知政事，治平四年（1067）三月罢， 在位5年7个月。当时的首相是韩琦。欧阳修“在政府，与韩琦同心辅政。 凡兵民、官吏、财利之要，中书所当知者，集为总目，遇事不复求之有司。”[1]（《宋史·欧阳修传》）同时，欧阳修遇事敢言，并不苟合他人，《长编》卷209载：
    初，英宗以疾未亲政，太皇太后垂帘，修与二三大臣主国论。每帘前奏事，或执政聚议，事有不可，修未尝不力争。台谏官至政事堂论事，事虽非已出，同列未及启口，而修已直前折其短。士大夫未建明利害及所请，前此执政多媕阿，不明白是非，至修必一二数之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是怨诽者益多。英宗尝称修曰：“性直，不避群怨。”修亦尝诵故相王曾之言曰：“恩欲归己，怨使谁当？”
    如此直言不讳，却又能与宰相同心同德，精诚合作，在两宋宰相与参知政事关系史上极为少见。英宗体弱多病，又以外藩入继大统，政权能够得以平稳交接，政局能够得以稳定，全部依赖中书大臣的通力合作。
    收稿日期：1998-05-11
    【参考文献】
    [1]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3]毕源。续资治通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