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上海租界社会形成中，却出现了人争经商、群趋从商的风尚。那些从外地源源而来的中国居民，无论原来是商贾贩夫，还是士宦乡绅，乃至农工妇道，皆群趋而从商，有钱者自开店铺，无资者受雇于商家，导致商业的骤兴。5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人办的各种商号、店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有专门经营进口洋货的洋广货店、洋布店、五金店、西药店等，有专门经营出口生意的丝栈、茶栈及各种土货商栈，有钱庄、银号、交通运输业、搬运业及米店、布店，有种类繁多的服务、娱乐性行业，如茶馆、酒楼、客栈、戏馆、烟馆、赌馆、妓馆等。据70年代中期记载，华商只专门经营进口洋广杂货的“大小店铺，南北各市亦不下百十家”。②又据1872年《申报》报道，当时该地共有烟馆1700余家。③时人记云：“洋人租界地方，熙来攘往，击毂摩肩，商贾如云，繁盛甲于他处。”④还有“店铺林立”、“商贾云集”的记载，当非夸张。许多人离乡背井，来到此地，目的就是寻找从商谋生的职业，特别是在江、浙、闽、粤的一些地方，出现了士庶男女纷纷弃学弃农，援亲托友，流入上海，争趋从商的情形，正是此地的大量从商机会，吸引了许多外地人接踵而来。群趋从商成为此地人们的择业时尚。如出生在广东香山一个世儒塾师家庭的郑观应，自幼受到传统的教育，16岁时初试未售，虽然他以后并不乏继续应试入仕的希望，但却受父命到上海学商，此后他的弟弟们也接二连三地走上了从商的道路。在上海的商界中，这并非个别现象。显然，正统的“贱商”、“轻商”的四民观念，在这里影响甚微。
    如果我们把眼光移向民间的生活伦理，就可发现在民间的实际生活中，一直存在着与教化伦理截然不同的“趋商”、“重商”的传统。翻开史书就可以看到，自汉代以降，直至唐、宋、明、清各代，凡是经过了一段安定升平时期，都会出现人争趋商、商人大增的现象。如《汉书》记：“士庶人，莫不离制而弃本，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⑤东汉时人云：“今举世舍农桑，趋商贾，牛马车兴，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众。”⑥明清两代，类似的记载更是史不绝书。这都表明彼时民间争趋从商的风气之盛。事实上，自汉代确立“重农抑商”政策时起，历代凡是大力提倡“重农抑商”之际，往往即是民间人争趋商、商业大盛之时。民间存在的这种“趋商”传统，具有民间生活伦理的内在渊源。概而论之，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基于儒家肯定现世人生欲求的“趋利”观念。如清人所说：“商贾利厚，田亩利薄，弃薄取厚，人情之常。”⑦“民未有不欲利者也，失之本则求之末，失之己则争之人。”⑧
    二、基于家族主义、“孝亲”观念的“治生”观念。如明代士大夫家规中即有“男子要以治生为急”的家训，明清士大夫的文字中，也多见“儒者以治生为先”、“学者以治生为本”等论题的肯定论述，表明经商作为治生孝亲、创立家业的手段，具有道德的基础，受到人们乃至士人阶层的肯定。⑨
    三、基于“四民各有其业”及自由流动的四民平等意识。所谓商主“通有无”，“无农则无食，无工则无用，无商则不给，三者缺一，则人莫能生也。”⑩中国四民没有如日本那样强制性的世袭继承制，四民之间是可以流动的，蕴含着平等意识。
    四、基于“尚智”传统，认为商为“智者之事”的尊崇意识。唐代元稹直指商为“智者之事”，“蠢朴愚谨不能自迁者，而后依于农。”（11）清人也说：“天下之民尽其智力以罔一切之利，不耻为厮养而耻于力田；其安于南亩者，皆柔而至愚之人，其于民盖不及什之一。”（12）可见，与教化伦理的“贵农贱商”的正统观念相反，民间基于实际经验的生活观念中，却是“贱农而贵商”的。商的地位实是在农之上，而仅次于士，特别是从“智”的角度，则与士更为接近。这种情形到明清时期更为明显，故宋明以后，民间已有“士商常相混”的趋向。
    民间这种“趋商”、“重商”传统，在上海租界地方，得到了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任何地方都未曾有过的有利环境：一、外国租界当局以发展对华贸易为宗旨，对商业执庇护政策，而中国官方“抑商”政策则被阻断；二、开放性贸易使商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市场和巨大潜力；三、对外贸易使经商从以往的“与民争利”变为“与洋人争利”，从而确立了基于民族利益之上的“义利一致”的道德基础。民间的“趋商”、“重商”传统，就是在这种注入了新因素的社会环境下，焕发了强大的内在生命力，形成了人争趋商的社会风尚。
    上海租界随商业繁盛而来的另一个突出风尚就是争趋奢华之风。在60、70年代上海的报刊、笔记中，到处可见关于上海租界内奢靡之风大盛的记述。上至巨商大贾，下到寒士仆役，人们群趋奢华，逞豪斗富，争逐靡费，追求享乐，此风之盛常令初来乍到之人吃惊不已。当时的《上海新报》和《申报》上，连篇累牍地刊登着各种描述上海洋场繁华奢靡的文字，特别是这一时期大量刊登的出自民间文人之手的通俗竹枝词，如“洋泾竹枝词”、“洋场竹枝词”、“上海感事诗”之类，大多是描述这方面的内容，真是俯拾即是，不胜枚举。现随手拈来一条描写新富在酒楼豪宴的：
    “海味山珍任品题，新新楼上夕阳西，一筵破费中人产，忘却糟糠尚有妻。”（13）
    需要指出，这种“一筵破费中人产”的奢宴，不是确指某人或个别情形，而是一种泛指，亦即天天有，常常有，司空见惯的现象。于此可见当时奢侈风尚之一斑了。作为这种奢华享乐风气的确证，即是该地娱乐消遣业的大盛。茶馆、酒楼、戏馆、赌馆、烟馆、妓馆等不计其数。烟馆之多已如前述，再如妓馆，据1869年10月23日《上海新报》的一篇报道说，租界内较大的正式妓馆即所谓“堂名”就有数千家，加上较小无名号的“花烟间”等，妓女不下万余人。另一个比较确定的记载是，70年代初任上海知县的陈其元，曾派人对租界内妓馆进行密查，查得有名号的较大妓馆就有1500余家，其他较低等的“花烟间”、“咸水妹”等尚不在此计。（14）一至入夜或星期休息之日，这些消遣娱乐行业便一派兴旺，无论是富商大贾，还是店伙贩夫，多流连于此，挥金买乐，更有不少商贾子弟、游手之人，终日沉溺于此灯红酒绿之地，形成争逐奢靡之风。1872年《申报》载有一篇题为《销金窟歌》的来稿，有云：
    “奢华靡费至江苏之上海极矣，人之言曰：此眼前之极乐世界也，吾则名之曰：销金窟焉。二十年来，纵观盛事，遍历欢场，叹桑海之几重，乃骄淫之倍甚。暇取时事而静验之，窟之大者有三，曰妓馆，曰戏馆，曰酒馆，一日夜所销不下万数千元焉；窟之小者有三，曰清烟馆，曰花烟馆，曰女堂烟馆，一日夜所销不下千数百元焉；他物之以日计者称是，大抵一年所销不下数百万金。来游是邦者少不自检，往往失足于窟中。”（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