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追求奢靡享乐的趋向，与正统教化伦理所提倡的“节俭”观念是完全相悖的，但从民间的生活伦理中却可找到它的源流。一是基于肯定现世人生的“乐生”观。从早期儒学的“食色，性也”，到明王夫之的“天使人甘食悦色，天之仁也”，与此相生的是民间的“行乐”之说。宋代以后在民间流传很广的一本启蒙读物《名贤集》中就堂而皇之地写有“有钱便使用，死后一场空”的词句。另一个源流表现为对“奢”与“俭”的中庸态度。从孔子的“奢则不孙，俭则固”，到朱熹的“奢、俭俱失中”，（16）均有民间生活的基础。“节俭”虽是传统美德，但其基础是艰于生存的小农生活，一旦财富能够满足基本生存所需而有富余，民间则有“知足”，积财不太过，及“奢俭有度”的生活态度。明清之际一位民间名士申涵光曾说：
    “俭虽美德，然太俭则悭。自度所处之地，如应享用十分者，只享用七八分，留不尽之意以养福可也。悭吝太甚，自是田舍翁举动，鄙而愚矣。”（17）
    这代表了一般平民阶层量入为出、适度享乐的生活观念。这种生活观念的思想基础是比较复杂的，既有“知足乐生”的人生态度，也有因多子继承和天灾人祸导致私有财产缺乏固定传承性而造成的“贫富无常”、“富极招灾”的“知足守度”观念。上海租界人们的商业生活，与小农经济下的生活方式已有很大不同，其收支周转速度大为加快，生存不再只决定于有限财富之内的量入为出，而是更多地依靠开辟机会。因此，原来基于小农经济之上的“节俭”观，其实际效力减弱，而“知足”、“行乐”的观念遂开始大行其道，甚而被公然倡说。1872年《申报》就曾刊登题为《劝人行乐说》的长篇评论，堂而皇之地大倡此说。文中写道：
    夫人生不过百年耳，……即使此三万六千日中，尽为追欢所乐，亦非无限光阴，终有报罢之日，况此三万六千日内，有无数忧愁困苦，疾病颠连，以及利锁名缰，衣食奔走，以阻人行乐之地。使徒有百岁之虚名，并无数岁得享生人之乐者焉。……此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古人所以有可止则之见也。独奈何彼戚戚者流，终其身乎富贵利达得失之间，使其心一刻不敢存行乐之想，使其身一日不敢居行乐之地，迨夫此愿未偿而此身已填沟壑。嗟乎！此诚令人可慨而亦可怜者矣！……然所以能自行其乐者，无他，惟老子知足二字可以蔽之。盖富贵而能知足，其乐处固不待言，贫贱而能知足，其乐处亦无尽也。”（18）
    这种被人们大加倡行的“及时行乐”的观念，正是此时奢靡之风兴起的伦理基础。
    上海租界兴起时期的另一个流行风尚是“欺诈奸伪”之风大盛。时人有言：
    往来于洋泾浜者，大抵皆利徒耳，贪、争、诈三者，无一不备，目中所见言端行信之人，卒未一遇。盖贤愚杂糅，品类不一，天资稍厚者，日变浇薄，利之所在，则不知有友谊矣。（19）
    一人曾戏作《孔方兄传》指出赚钱之道：
    孔方兄之所最恶者，仁义廉耻也，最喜者，奸刁巨猾也。……交刻薄不交忠厚，交谄媚不交刚直。（20）
    对于这种风气的养成，有人论其原因道：
    吾国商人，虽无商业教育，而颇以信义著闻于时，为外人所称道。然非所论于都会之小商，而在上海租界者为尤甚。盖上海五方杂处，良莠不齐，且人人心目中视所居为传舍，商贾尤甚。以为吾侪于此，小住为佳，何必作久远之规画，失目前之利益。于是遇有顾客，遂百出其计以欺之，搀售低货也，高抬价值也，混用伪币也，种种伎俩，匪夷所思。至礼貌疏脱，语言侮慢之怪状，则尤数见不鲜。见此现象，尤以花园、车行、戏馆、西餐饭馆、酒馆、茶馆、妓馆为最。（21）
    这种欺诈之风，显然是与正统伦理所提倡的“诚信”道德完全相悖的。形成此风的原因，在于儒家“三纲六纪”一套道德准则，是一种基于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层层外推的人际关系伦理，这种伦理观表现在民间生活中，就是一种有条件的根据亲疏关系之上的义务伦理，只在特定的人际关系网中有效，超过了这种特定的关系网络，人们就不再受这种道德约束，而在伦理传统中又缺乏作为独立社会人的个人伦理。因此，在上海租界这样的环境，人们脱离了传统的血缘亲疏关系网，而成为个人之间的独立交往，原有的“诚信”等道德准则就不再对人们的行为具有约束力，于是没有道德约束，不择手段逐利的“欺诈奸伪”之风成行。
    从上海租界形成初期所出现的趋商之风、奢靡之风和欺诈伪奸之风这三种突出的社会风尚中，可以看到，在这块最早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交汇的地区，出现了正统教化伦理衰微，而民间生活伦理成为主流，支配人们社会生活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