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60年代，一场以“采西学”、“制洋器”、发展近代企业为中心的近代工业化浪潮在中国大地上兴起，其领导力量便是人们常说的洋务派。在这个复杂的群体中，既有执掌中央枢要和地方军政大权的官僚如奕、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郭嵩焘等，又有包括马建忠、王韬、容闳、薛福成这样一批“洋务新政”的谋划者和鼓吹者，郑观应、唐廷枢等洋务企业家和经营者，李善兰、华衡芳、徐寿等工程技术人员亦属于洋务派这一范畴。然而，无论其个人的经历、地位、个性、智力乃至生活方式是如何相似或不相似，他们之间的思维、情感、倾向、行动，均表现出一种“心理同质性”，即面向现实和着意实效。正是这一经世务实的文化性格，推动洋务运动蔚然兴盛，构成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第一波。
    一
    因国际环境剧变与民族危机而崛起的洋务派无疑是那一时代最为充分表现民族自救意识的文化群体。然而，洋务派之所以能在西方文化面前“反顾赧然，自以为贫且弱也”①。毅然走向“采西学”、“制洋器”，其根本原因之一乃是他们的思想与经世传统有着紧密的联系。
    洋务运动的巨擘曾国藩、左宗棠来自湖南，而湖湘文化的一大特色乃是“留心经济之学”。湖湘学派的奠基者胡宏力反“多寻空言，不究实用”②的空洞心性之学，主张学术与现实密切结合。早期湖湘文化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张式青年时即以“畅晓军务”著称，在他看来，“君子于天下之事，无所不当究者，况于兵者，世之兴废生民之大本存焉，其可忽而不讲哉！”③表现出强烈的经世致用价值取向。朱熹曾批评“湘中学者之病……只说践履，而不务穷理，亦非小病”④，此说恰恰从反面揭示了早期湖湘文化经世务实的特色。清初，王夫之隐居衡阳石船山，创立起一个“言必证实”、“义必切理”、“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⑤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从而使“即事穷理”的实学思潮更加盛行于湖南。嘉道以还，陶澍、贺长龄、贺熙龄、魏源等湖南籍经世派崛起，湖南成为经世学风的大本营，其地位诚如孟森先生在《明清史讲义（下）》中所说：“嘉道以后，留心时政之士大夫，以湖南为最盛，政治学说亦倡于湖南。所谓首倡《经世文编》之贺长龄，亦善化人。而（陶）澍以学问为实行，尤为当时湖南政治家之巨擘。”湖湘文化注重经世致用的实学传统仿佛一片沃土，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洋务派的经世思想正是从这片沃土上生长。
    出生于湖南湘乡的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先导者。自青年时代起，他就“毅然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⑥。在给诸弟的信中，他表示，“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⑦，其经世济民的志向由此可见。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曾国藩一方面讲求修身、节欲，追求内在道德的完善；另一方面孜孜不倦地“讲求经世之学”⑧。在经世之学的钻研中，曾国藩最为重视的经世学者一是王夫之，一是魏源。曾国藩对王夫之非常崇敬，他多番研读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和《宋论》，从王夫之关于治国行政、制夷平乱、练兵用将、树人立法、兴学育人、钱粮盐铁等有关军国大计、经世大略的宏论中充分汲取营养。正是在曾氏兄弟的全力支持和亲自参予下，《船山遗书》得以大规模刊刻，传遍海内。对于魏源的经世著作，曾国藩亦十分关注，在其家书和日记中，留下了他读魏源著作的记载：“七月初九彭山屺到京，接到四弟在省所寄《经世文编》一部。”“《圣武记》又阅一编毕，昔年在京阅过。”“经济之学，吾之从事者二书焉，曰《会典》、曰《皇朝经世文编》。”⑨同治七年（1868年），曾国藩专折奏请以魏源入祀江南名宦祠，可见他对魏源的由衷尊重。王夫之、魏源都是湖湘文化中经世学风的代表性人物，曾国藩正是在继承他们的思想基础上，走向波澜壮阔的洋务大潮。
    曾国藩对经世派前贤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追慕，左宗棠却有幸与道咸间湖南著名的经世人物发生多方面的亲缘联系。道光十年（1830年）他结识了贺长龄，贺长龄称他为国士，并悉发所藏官私图史，供其阅读。次年，他求学城南书院，主讲城南书院的贺熙龄以“义理经世之学”相指导，并将小女儿嫁左宗棠长子。道光十七年（1837年），时任两江总督的陶澍阅兵江西顺便回籍省墓，路过醴陵，醴陵知县延请当时主讲醴陵渌江书院的左宗棠为陶澍下榻的馆舍拟楹联，素来敬仰陶澍的左宗棠奋其才学，拟出楹联如下：“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陶澍激赏此联，延请相见，“纵论古今”，“倾谈竟夕，与订交而别”⑩。陶澍病卒后，贺熙龄荐左宗棠去陶家当塾师，并促成左宗棠长女嫁给陶澍之子陶桄。正是在陶家，左宗棠读遍陶澍藏书。他在家书中十分兴奋地说：“吾在此所最快意者，以第中藏书至富，因得饱读国朝宪章掌故有用之书。”（11）这些“宪章掌故有用之书”对左宗棠日后的经世之才启迪非浅。左宗棠还有幸与非湖南籍的林则徐相见，两人在湘水舟中谈论竟夕，“达曙乃别”。正是在这次会见中，林则徐以不无遗憾的心情谈到“西域屯政不修，地利未尽，以致沃饶之区，不能富强”，“颇以未竟其事为憾”（12）。林则徐壮志未酬的抱负对左宗棠后来经营西北产生了重要影响。
    曾国藩、左宗棠的思想根株如此，其它洋务派人士亦莫不如是：
    张之洞“生长兵间，好阅兵家言及掌故经济之书”，“尤究心经世之务”，“慨然有经世志”（13）。对于经世学风的前导性人物，张之洞也十分敬仰。他称颂王夫之“挥麈谈兵，植槐卜相，雄才张楚国，文章经济一家”（14）；赞扬陶澍为道光人才第一（15）；称赞魏源的是“所谓豪杰之士”（16）。其思想情感可见一斑。
    郭嵩焘就读岳麓书院期间与曾国藩结成至交，“以著述立言相许”，“志终不在温饱”（17）。其经世抱负可以想见。王夫之与魏源是他热烈崇敬的人物。
    冯桂芬“喜为经世之学。……洋务机要研究亦深”（18）。道光十二年（1832年），时为江苏巡抚的林则徐在苏州考课书院，读到冯的制举之文，拍案称赞，“有一时无两之誉”。其后，林则徐将冯桂芬招入抚署，校林则徐任京职时所撰《北直水利》书稿。冯桂芬自称：“受公知最早，所以期之甚厚。公驰驱绝域，犹手笺酬答无间。”（19）可见两人关系深厚。冯桂芬与魏源亦有深交，“桂芬在京时，尝与默深等修禊慈仁寺。在扬州时，尝与默深、刘孟瞻诸子，纵言河事。……默深所撰《海国图志》，桂芬亦草文正其错误，凡四端。”（20）
    薛福成“稍长，纵览经史，好为经世之学”（21）。自称对于“二千年成败兴坏之局，用兵战阵变化曲折之机，旁及天文、阴阳、奇门、卜筮之崖略，九州厄塞山川险要之统纪，靡不切究”（22）。
    王韬少年时就对八股时文不感兴趣，而致力于经世之学，“偶遇客谈，辩析毫芒费穿经史。……凡遇山川厄塞及古今用兵争战之处，辄能言其胜败，了如指掌”（23）。
    总之，深受经世实学传统的启迪是洋务派思想的共同特点，在这一共通的思想基础上洋务派又表现出几相一致的务实风格和变通的思想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