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清王朝统治集团一翼的洋务大吏，中枢人物李鸿章也屡屡申述“变易之道”。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清廷海防讨论中，他引述《易经》关于“变通”的理论，分析中国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指出“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只有“力排浮议，以成格为万不可泥，以风气为万不可不开”（36），才是唯一的出路。李鸿章所谓的“不可泥成格”，“不可不开风气”并非在一般意义上谈变易，而是以西方变中国，他在一封书信中说：“不得已舍陆登舟，用夷变夏，……图在后与之为无町畦，而求自强之术。”（37）对于传统儒学的夷夏大防的观念来说，李鸿章的言论，无疑是一个有力的突破，而这一突破的理论基础便是《周易》曾系统阐发的因时变通之说。
    然而，与儒学的保守性格相一致，中国古代的变易思想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周易》在阐发“穷变通久”观念的同时，还强调宇宙万物的变化是有规划、有秩序的，变化正是在这秩序中体现出来，诚所谓“天地设位，而易行乎中矣。”后来，郑玄作《易赞》及《易论》，把《周易》所阐发的“易道”概括成三层含义：“易一名而含三义：简易，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简易”指掌握了宇宙变化的总规则，预测人生变化就简单明了；“变易”指从宇宙万物到社会人生永远变化不息；“不易”指变化的规则、秩序不变，如“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之类。在“易道”变与不变二重思想的浸润下，洋务派的变革主张也以“变易”与“不易”相结合为内核。郑观应便一再强调说：“中，体也，所以不易也。圣之经也。时中，用也，所谓变易也，圣之权也。”“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庶知可变者富强之术，非孔孟之常经也。”（38）洋务派的殿军张之洞更把洋务派的变易观阐发的淋漓尽致。他首先引经据典论证变通之道：“变通趣时，损益之道，与时偕行，《易》义也；器非求旧，惟新，《尚书》义也；学在四夷，《春秋》传义也；五帝不治乐，三王不袭礼，礼时为大，《礼》义也；温故知新，三人必有我师，择善而从，《论语》义也；时措之宜，《中庸》义也；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孟子》义也。”在旁征博引中华元典，证明变易的必要性与合法性的同时，又申明道：“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机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39）“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论证正是从这种“变易”与“不易”的双重理论中引伸出来。
    洋务派的“变易”观尽管具有较大的局限性，但他们从自然的运动和历史的发展来说明变的规律，并以此为依据强调变革的重要和紧迫，论证洋务运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从而为这个运动的展开，创造了有利的思想背景。由此可见，变易观念作为洋务派寻求变革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根据殆无疑义，而这一观念又是实学传统中的题中自有之意。
    四
    面向现实，注重实效的务实精神和因时通变的观念奠定了洋务运动的思想基础，然而，儒学是一个复杂的意识形态系统，其中既包括有利于促进变革的实学思潮，又包含以保守与固步自封为特征的反实学思想倾向。洋务运动时期顽固派同洋务派的论战，固然往往牵涉到派系纠纷、权力争夺，乃至个人意气，但就其思想性质而言，实际上潜伏着实学思潮与反实学思潮的冲突。
    和洋务派一样，在清王朝统治危机日深的局势下，许多顽固守旧人物对清王朝的命运十分关注，其程度不亚于洋务派。他们同样鼓吹自强，鼓吹努力挽救中国的败亡命运。因此，海外论者以“自强”二字来概括19世纪60年代中国大地上出现的近代工业化浪潮，实不能揭示洋务运动的特定内容和洋务派同顽固派的根本性区别。
    然而，顽固派虽然鼓吹自强，但他们所提出的自强之道，一是重道德而轻物质，决不考虑这种道德主义的实际功效；二是泥于成格，反对变易，决不考虑这种“成格”是否合乎客观实际需要。其要害诚如洋务派人士曾纪泽在伦敦《致丁雨生》的信中所说：“吾华清流士大夫，高论唐、虞、商、周糟粕之遗，而忽肘腋腹心之患，究其弊，不独无益，实足贻误事机。”（40）而这样一种思想主张势必与洋务派的务实变革路线处处发生冲突。
    同治六年（1867年），恭亲王奕奏请同文馆招收翰林和进士出身的五品以下京外各官，遭到顽固派的猛烈抨击。纵观顽固派的言论，大致有两大焦点：一是“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精神、伦理要远远高于“采西学、制洋器”一类的“机巧”；二是祖宗“夷夏之辨”的成法不可变易，如果变易，“忠义之气自此消矣，廉耻之道自此丧矣，机械变诈之行自此起矣”（41）。奕以实学的观念痛驳顽固派的攻击，他指出，自中国交通以来，士大夫不是袖手旁观，就是“徒以道义空谈，纷争不已”。目前，和局虽成，但中国的危机并没有消失。为筹思长久之策，只有富国强兵，兴办洋务，而决不能沉迷于“空言无补”。他坦率表示，在办理洋务以前，他与倭仁的见解并没有什么两样，现在形势不同，“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以一王公贵族之身，而有如此务实精神和民族危机的忧虑感，不能不令人深为感佩。
    光绪六年（1880年），淮军名将刘铭传向朝廷上了一道议修铁路的奏折。此议立即遭到顽固派的猛烈攻击。由此引发了洋务派与顽固派的又一次大论战。论战中，顽固派的理论基础仍然是“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义为干橹”，以祖宗成法为千年不变之道。如府丞王宗璧攻击修铁路之举是“欲变历代帝王暨本朝列圣体国经野之法制”。翰林院侍读周德润指斥议修铁路为“破坏列祖列宗之成法以乱天下”。御史屠守仁说：“自强之策，不务修道德，明政刑，而专恃铁路，固已急其末而忘其本。”（42）针对顽固派的论调，李鸿章予以有力还击。他尖锐指出：“外患如此其多，时艰如此其棘，断非空谈所能济。我朝廷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若事事必拘守成法，恐日即于危弱而终无以自强。”（43）其注重实功实效的思想以及因形势而变通的观念与奕一脉相承。
    尽管，洋务派的思想主张与文化行为未脱封建传统文化的束缚，他们与顽固派的思想斗争亦不乏封建统治集团内部派别之争的色彩，但是，他们承继中国古代实学传统，特别是道咸时期经世致用思潮，并将传统经世致用之学发展改造成为接纳西学、富国强兵的有力思想武器，其意义是积极的。正是以洋务运动为起点，中国开始了步履艰难的早期现代化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