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注重实功实效，鄙弃空谈心性，是中国传统经世实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洋务派鲜明的思想主张。
    洋务派的领袖曾国藩是一位在理学上深有造诣的大儒，但他并不沉溺于抽象的心性之谈，而是着意于实行、实功、实用。他一再强调，无论是治学还是治国，都必须“不谈大话，不鹜空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24）。“言治术，则莫如综核名实”；“言学术，则莫若取笃实践履之士”。基于“崇实黜虚”的价值观念，曾国藩为京官之初，“即侃侃言天下事。如议大礼、议军政、议所以奖植人才，皆关经世之务甚巨”（25）。他所倡导的“自强之道”也决不空鹜虚渺，而是“贵于铢积寸累，一步不可蹈空，一语不可矜张”，“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26），来得十分切实十分具体。在这样一种精神风格的支配下，以曾国藩为前导人物的洋务运动将近代经世实学推向气势磅礴的高峰。
    和曾国藩的思想进路几相一致，左宗棠自青少年时代便不专重制艺帖括，而注重学术的务实性与致用性。道光十三年（1833年）左宗棠晋京会试，他在答卷上写道：“夫穷经将以致用也，而或泥于章句训诂之学，捃摭遗义，苏索经余，前人所弃，后复拾之，纵华辩之有余，究身心之何补？或好为诡异凿空之论，影射旧闻，创为新学，古人所无，今故矫之，既隐怪之可伤，复源流之不辨。若是者，博士赏之，纯儒羞之，至人辟之，职是之由也。”（27）其锋芒直指流于空疏的宋学与烦琐细碎的汉学。与“务为词章取悦庸耳俗目”的陋儒不同，左宗棠在三度会试不中的情况下，绝意仕进，专心于经世致用之学的研究。他在致陶桄的信中说：“山居无事，正好多读有用之书，讲求时务。”（28）又在给长子的信中说：“古人经济学问，都在萧闲寂寞中练习出来。积之既久，一旦事权到手，随时举而措之。有一二桩大事办得妥当，便是名世。”（29）由于左宗棠40岁前在“有用之学”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谈天下形势，了如指掌”（30），因此，初出山即表现出娴熟的经世才干，“自刑名、钱谷、征兵、练勇与夫厘金、捐输，无不布置井井，洞中机要”（31）。以后更成为名重一时的封疆大吏，其兵锋所指，“东极于海，西尽天山，纵横轶荡”，并在洋务运动中立下了卓著的功绩。
    张之洞--洋务运动的殿军，其一生文化活动亦以务实为宗旨。他反复申言：“一切学术，……要其终也，归于有用。”“读书期于明理，明理归于致用。”（32）并鄙薄那些“不识时务”、不切“经济”的士人为“陋儒”。他向士子指示读书路径：“经学贵通大义，切于治身心治天下者谓之大义”；“史学切用之大端者有二：一事实，二典制。事实择其治乱大端有关今日鉴戒者考之，无关者置之；典制择其考见事变可资今日取法者考之，无所取者略之”；“政治书读近今者。政治以本朝为要。百年以内政事，五十年以内奏议，尤为有用”；“地理考今日有用者。……重在俄、法、德、英、日本、美六国，其余可缓”（33）。这些指导既凝结着历代经世学者的丰富经验，又包含有张之洞本人“精研历代诸儒之学，而以实用为归”的独到体会。
    郭嵩焘与王韬在“实学”的意义上也多有阐发，由于他们曾游历国外，其论述往往带有比较文化的意味。如郭嵩焘考察欧洲文化后向国人介绍，“ 实事求是，西洋之本也”，其政务、学问皆“一从其实，不为谦退辞让之虚文”。“中国乃一以虚骄之大言当之”，“以粉饰为国有之常规”。其差距自然是一日千里。王韬也在《漫游随录》中告诉国人：“英国学问之士，皆有实际，其所学武备、文艺，均可实见诸措施，……可以起而行也。”虽然，用中国传统的实学概念来概括西方文化未免不伦不类，但这些言论足以映现郭嵩焘与王韬思想中“崇实黜虚”的价值取向。
    总之，自觉地以求实来反对空疏和迂执，致力于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实际事务，是洋务派的普遍思想性格。有了这样一种面向实际的精神，方有洋务派治国、治军、处理外交事务的一系列切实有效的努力，更有对西政、西艺、西学的大规模引进与“供我策遣”。假如说，十九世纪中国的民族危机迫切需要从自己的肌体中产生促使自己新生的因子，那么，经世致用的求实精神就是推陈出新的催化剂。洋务派务实风格的文化意义全然在于此。
    三
    经世实学既以面向现实和着意实效为内在精神，其观念和策略就必须随时加以调整，以适应客观的变化，变易观念因此成为洋务派寻求变革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
    多由洋务派大吏幕僚出身的洋务思想家是“变易”说的积极鼓吹者。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深刻贯穿了“究变变通，此其时矣”的变易思想，他在《收贫民议》中鲜明指出：“古今异时亦异势。”因而，“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这一思想正是洋务运动藉以展开的重要思想依据。与冯桂芬相应合，王韬著《变法》一文，开篇即引用《周易》的“穷变通久”说。郑观应论证变革，也广为援引《周易》有关“变易”的理论以及《中庸》的“时中”说与《孟子》的“圣之时者”说。他鲜明地提出，“虽以圣继圣而兴，亦有不能不变，不得不变者，实天道、世运、人事有以限之也”（34）。薛福成亦大声呼吁：“大抵天道数百年小变，数千年大变。自尧舜至今世益远，变益远。”（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