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如果做进一步的分析就可以发现，在这两个系统之间，政治系统是紧紧依赖于社会系统的，这个社会系统恰恰是整个帝国体制的基础。正是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民间统治阶级在前述三层社会结构中的极端重要性。也正是从这里面，我们窥见到了在王朝更替过程中帝国体制得以恢复和重建的奥秘。斯科克波尔比较中国和法、俄两国农民起义的特点时指出，由于中国农村社会特有的社区结构，在农民起义中，很少将打击的矛头直接指向本社区内部的地主，而是指向帝国的官方机构（T·斯科克波尔《国家与社会革命》第147-150页，剑桥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当然，这并不排除某些土豪劣绅或罪大恶极的地主在农民起义中受到镇压和打击，但总的来说，在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中，大多是以打击官府为目标，甚或以改朝换代为目的。这也就意味着，在成功的农民起义中，得到改变的只是帝国的政治系统，换言之，在三层社会结构中，被成功的农民起义摧毁的，只是国家政治结构，而另两层及其关系仍然大体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因此可以说，在由农民起义导致的王朝更替中，帝国的国家体制之所以能在新王朝建立后很快复制出来，其原因就在于社会结构的第二层、第三层及其相互关系能够在农民起义中得以保存。保存下来的结构中的这两个层次及其相互关系，即是帝国的国家体制得以复制和重建的基础。
    在此，需要对如下两个问题给予足够的注意：
    第一，民间统治阶级在基层社会秩序中的突出作用。从表面上看，大规模的、成功的农民起义，确有摧枯拉朽之势，皇冠落地，新的朝廷建立，国家机构重组。但剖析一下就可以看出，在作为国家基础的基层社会中，最基本的秩序并没有受到根本的触动，特别是民间统治阶级与民众的基本关系并没有受到根本性的触动。这与基层社会结构的特点是直接有关的。农民对民间统治阶级的人身依附，由家族组织所形成的民间统治阶级与民众间的血缘纽带，由共同居住的社区所形成的民间统治阶级与民众间的地缘纽带，都使得具有自主性的农民社区无法形成。因此可以说，在基层社会中民间统治阶级对农民的统治，要远比帝国的国家机构对中国社会的统治坚固得多。
    第二，民间统治阶级在农民起义中的作用。从历史上看，农民起义的主体当然是农民，但民间统治阶级在农民起义的组织和领导上亦起着重要的作用。一般地说，作为农民起义的领袖，不仅要有造反的动机，还需要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比较广博的阅历和相当的组织才干。很明显，纯粹的农民往往是力不胜任的。因此，即使是开始时完全由农民发动的起义，在一段时间以后，大部分领导权也会控制在民间统治阶级的手中。如果将民间统治阶级在农民起义中所起的组织和领导作用考虑进去，对于农民起义胜利后很快将原来的结构与制度复制出来，人们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上面所分析的还只是在由农民起义造成的王朝更替过程中帝国体制重建的原因，下面让我们再来看一下由分合之变和"异族"入侵造成的王朝更替。
    考察一下分合之变在王朝周期中的作用，我们可以发现两个最显而易见但又非常引人深思的事实。第一，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由统一走向分裂，并由此导致王朝更替的，只有两次，一次为东汉之后的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次为唐之后的五代十国。大体上说，都是发生在传统社会的前半期。第二，第一个分裂时期从公元220年东汉灭亡到公元581年隋再次统一中国，历时361年； 第二个分裂时期从公元907年朱温灭掉唐朝，建立后粱，到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宋代周，只历时53年。也就是说，后一次分裂的时间要比第一次短得多。而且自此之后，分裂的趋势再也没有对大一统的帝国体制产生过严重的威胁，至少再也没有由此导致改朝换代的现象发生过。
    从这里，也许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在传统社会的后半期，帝国已经相当成功地解决了帝国内部的分裂潜势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解决，与前述帝国中的政治和社会两个系统及其关系是有直接的联系的。在这方面，许倬云曾对秦汉之际国家与社会间关系的重构做过相当精辟的分析。许倬云认为，秦凭武力统一中国，但终挡不住阿房一炬的结局，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秦政权缺乏社会基础"，而正是在长达400年的两汉时期，中国才真正地熔铸为一个完整的个体。然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特别是国家与民间统治阶级关系的重构，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许倬云指出，在汉初，曾经历了一个政治权力的结构与社会势力互不相涉的时期，于是掌握地方势力的豪杰和掌握财富的富人迅速发展起来，并构成对政治权力结构的威胁。于是在汉武帝时期形成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势力间的激烈冲突，汉武帝开始用暴力镇压具有独立性的社会力量，而针对的主要对象即为"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者。但是，在地方豪强被铲除掉的同时，地方的社会秩序也遭到了相当的破坏。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帝国体制中的地方政权无法将地方的日常生活管理起来，地方豪杰往往是整合社会的重要力量。在昭、宣两朝之后，由于察举制度的制度化，地方智术之士已经有了一条进入政治权力结构的较稳定的通道，这样，汉初的豪杰逐步演变为汉中叶以后的士大夫。其结果是在地方社会中形成了汉代政权的社会基础（许倬云《西汉政权与社会势力的交互作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5本）。
    然而，如果联系到东汉及东汉以后的历史，似乎可以说，西汉中叶后以察举为主要吸纳机制将地方势力纳入政治结构中来的做法，虽然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形成了一条制度化的沟通渠道，但并没有解决地方势力的独立性和离心倾向问题。随后的历史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西汉末年起兵反叛的，大都以豪强大族为核心，而东汉更是一个豪强大族的世界。东汉末年纷纷拥兵起事的，又是这批豪强大族，最后终于出现了近400年的分裂局面。这近400年的分裂局面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当时帝国体制内在逻辑演变的必然结果。而构成这种逻辑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在三层结构中处于极其重要地位的民间统治阶级的特点，换言之，构成这个民间统治阶级主体的，是具有很强独立性和明显离心倾向的贵族-地主集团。
    因此，隋、唐、宋三代国家机构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如何制止民间统治阶级的离心倾向，并从根本上重构国家与民间统治阶级的关系。隋代在经济上实行的均田制，在行政上建立三省制，减少地方机构的层次，集中府兵的统率权；唐初中央政权的强化，武周时期对关陇世族的打击和镇压；宋代"杯酒释兵权"，对军队和官僚系统控制的强化等措施，都可以看作为摆脱这种逻辑所做的努力。但更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则是科举制的实行。科举制实行的结果不仅强化了职业官僚系统对皇权的依附，更重要的是，科举制造就了一个士绅-地主集团，并使这个集团取代贵族-地主集团而成为民间统治阶级的主体。与拥有很强独立性和离心倾向的贵族-地主集团不同，士绅-地主集团社会地位的获得和影响力的来源都离不开皇权和官府，他们不拥有自我保护的军队与司法机构，因而，他们要更加依赖和效忠于皇权和国家机构。正是这一因素，导致了国家与民间统治阶级关系的根本重组，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帝国体制内部的分裂潜势。
    最后，让我们再简略地考察一下由"异族"入侵造成的王朝更替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如前所述，在蒙古族和满族入主中原之后，也没有打破帝国体制的连续性，而是按照中原帝国已有的制度框架来重建国家制度。这里面实际上有着社会结构层面上更深层的原因。蒙古人初入中原时，曾试图将游牧民族的那套制度照搬过来，"裂土分民"，将所辖的土地分封给诸王贵族领有，作为他们的采邑。这些贵族在自己的封地内，可自置官吏，自断刑狱，自征赋税。但不久就发现，这套制度行不通，只得"附会汉法"，特别是对基层的社会结构给予必要的尊重。在清代，情况亦大体如此，虽然国家机构掌握在满族人手中，但广大的基层社会，仍主要是汉族士绅-地主集团的天下。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无论王朝更替的具体原因和形式是什么，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在王朝更替中发生变化的只是三层结构中的最上一层，即国家机构，而下两层及其关系基本上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这是国家制度得以重新复制的基础；在这三层结构中，第二层，即民间统治阶级，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上，帝国体制的稳定性以及王朝更替这种边际性变迁的具体特点，都与民间统治阶级的性质和特征有关。
    三、帝国体制是如何结束的？
    为了验证上面的结论，我们需要对帝国体制的解体过程做进一步考察，因为这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证明这个体制过去是如何维持的。
    帝国体制的解体是发生在1911年，但解体的过程却是早就开始了的。孔飞力认为："旧秩序衰落（不同于王朝的衰落）的开始，时期不会早于1864年。"1864年是"太平军叛乱被扑灭的那一年"（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对这一段时间之前的历史，有三个互相联系的事件是特别值得人们注意的。第一，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领导的拜上帝会在金田起义，建号太平天国。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不是以中国传统文化而是以西方的宗教为象征符号的大规模农民起义，而起义者在经济上的纲领是彻底废除已经实行了一千多年的土地制度，矛头直接指向地主土地制度。用斯科克波尔的话来说，太平天国想要建立的是一个没有士绅的社会世界（T·斯科克波尔《国家与社会革命》第151页）。这也许可以从一个方面说明，太平天国运动为什么没有得到士绅的支持，并最终由于士绅的镇压而失败。第二，在起义军的攻势面前，清政府的军队显得软弱无力。从整个战场形势看，清军已无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清军之所以显得软弱无力，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其后面的更深刻的原因，则是从19世纪初就已经开始形成的政治衰败，特别是当时已经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和行政危机。第三，在清廷的军队无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南方地区，特别是长江中下游流域，新崛起的湘军和淮军这两支地方军事力量则成为镇压起义军的主要力量。正如孔飞力所指出的："战胜这样一个敌手远非正规清军的力量所能胜任……朝廷在绝望中转向各省的名流。曾国藩是湖南的学者，曾经供职于京城的官署，在他的家乡地区有广泛的影响，在他的带领下，名流集聚资财，招募新军；正是这些多半由获有文科功名的人统率军队，以非常的势力摧毁了太平军并焚烧了他们的京城。太平天国于1864年被打垮，几乎不留痕迹地消失了。"（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