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上述过程与历史上的王朝周期现象联系起来，我们似乎可以说，如果太平天国运动最后成功，可能会导致一次新的王朝循环，帝国体制也许可能在这种王朝周期中得以重建；但实际情况是，在国家明显缺乏镇压能力的情况下，只是靠民间统治阶级所建立的武装，就将起义镇压了下去，从而避免了一次王朝更替，帝国体制仍得以延续。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下述几点结论：第一，在清王朝克服由太平天国运动造成的统治危机的过程中，作为民间统治阶级主体的士绅起了突出的作用；第二，民间统治阶级对太平天国运动的成功镇压，说明在当时帝国体制得以维持的基本条件仍然存在。
    然而，令人感兴趣的是，一场疾风暴雨式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并没有动摇帝国体制维持的基本条件，而在帝国取得了镇压农民起义的胜利后，帝国基础瓦解的过程却开始了。这个过程就是作为民间统治阶级主体的士绅-地主集团的解体过程。
    从表面上看来，在士绅用自己的武装成功地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理应开始一个士绅的黄金时代。因为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士绅与欧洲中世纪贵族的一个重要差别就是，中国的士绅没有保护自己利益的独立的军队和司法机构。因此，作为士绅效忠和支持国家的交换条件之一，国家有责任运用军队和司法的手段来保护士绅的利益。但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事实已经清楚地表明，国家已经失去了保护士绅利益的能力。这样，当农民起义军威胁到士绅的利益的时候，用建立自己的武装的方式保护自己的利益，就成了士绅集团的几乎唯一的选择。然而这同时也就意味着，士绅对国家的依赖性降低了。国家与民间统治阶级间的力量均衡被打破了，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有利于民间统治阶级的变化。
    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下去之后的某些变化似乎可以证明上述趋势的存在。这突出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士绅掌握了独立的军事力量。由地方士绅举办团练以镇压农民起义的做法，在历史上曾多次有过。但那些团练多属临时性质，一俟农民起义被镇压掉，团练也就解散了。但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崛起的团练，却转化为正规的地方军，不仅有相当规模，而且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更重要的是，这支军队是牢牢控制在士绅的手中的。第二，士绅的经济资源的扩大。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为了使地方的士绅有能力兴办团练武装，朝廷不得不赋予地方一些临时性的权力，特别是财政权。这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征收厘金的权力。但在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下去之后，这项措施并没有取消（一直到1931年国民党统治时期才撤消）。这样就使得地方的士绅得以控制一项相当重要的资源。这两个因素结合到一起，便为士绅力量的壮大提供了条件。
    然而，在这种表面现象背后，却是一种方向相反、但却更有深远影响的趋势，这就是士绅集团赖以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基本条件遭到破坏的过程。造成这个过程，是许多国内的与国际的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从国内的因素来看，最直接的就是科举制度的蜕变。中国的士绅集团是科举制度的产物，但在19世纪中期以后，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首先是名额失控。在太平天国运动发生后，清廷规定，凡是捐输军饷的地方，可以增加生员学额。这样，就使得一些地方的学额大大增加。同时，清廷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敞开了捐纳的大门，由捐纳获取功名并进入士绅集团的人数大量增加。名额失控的直接结果，就是士绅集团素质的下降。造成士绅素质下降的另一原因，是科举制度本身的变质。对此，张仲礼在《中国绅士》一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中指出："在清代前半期，这一制度的作用发挥良好，但到19世纪就开始瓦解了。过于刻板的八股文，过于看重词藻和赋诗，导致文人忽视儒学经典的研读。其结果日益趋向于空洞的形式，言不及义。"1905年，清政府正式废除科举制，这就摧毁了士绅集团得以产生和存在的基础。其次，是来自外部因素的影响。外国势力进入中国，不仅对帝国和帝国体制造成沉重的压力和打击，而且对作为帝国体制基础的士绅集团直接起到了瓦解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近代工业和西学的传入，是两个最为直接的因素。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就开始着手建立现代教育体系，大力创办新式学堂。同时，政府派遣大批青年出洋留学，特别是到日本留学，成为一时风尚。正是在这种西式教育中，形成了中国最初的近代知识分子。其中的一部分进入官府，接替了那些有功名的人，也有相当一部分成为革命者。
    与此相伴随的，是一批士绅地主离开农村，迁入城市，转而从事近代的工业、商业、金融等经济活动。这种现象在南方，特别是在沿海地区更为普遍。士绅从农村地区的大量流出，对农村的权力结构和组织结构产生了极为明显的影响。
    在官员腐败、素质较好的士绅迁居城市从事工商业的情况下，留在农村的下层士绅日益腐败，并同新的暴发户同流合污，成为鱼肉乡民的土豪劣绅。结果是，农村中的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国家与民众间的中介与缓冲不复存在，一场社会革命已不可避免。
    从上述三个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内外因素的交叉冲击之下，作为帝国体制基础的士绅集团已经明显地分化为几个不同的部分，即近代知识分子、近代工商业者和土豪劣绅。这几个不同的部分，在后来帝国体制解体的过程中，都分别起过不同的作用。
    在本世纪初的新政期间，自身已经严重衰败而又失去社会基础的清政府，为了推行变革，同时也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试图用强化中央集权的手段推动现代化，以解决困扰帝国的危机，自身处于解体过程中而又与朝廷日益离心离德的士绅站到了革命的一边，以反抗剥夺其特权的帝国，于是，帝国的时代结束了，帝国体制丧失了自我复制的能力。由于旧的民间统治阶级的解体，新的民间统治阶级的软弱，中国的历史进入了一个变幻莫测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