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工程的缘起与特点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先秦史研究成绩卓著。其中，最为重要的成就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实施。
    近几十年的考古资料表明，中国在公元前第三千纪的龙山时代晚期，即已出现了青铜器和城市，文字的产生也可追溯到大汶口文化晚期。中国文明的萌芽与兴起，比以往的估计要大大提前。
    然而，司马迁的《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只能追溯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再往上的《三代世表》便有世无年。换言之，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辉煌灿烂的文明史尚有两千多年尚未建立起年代学标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这尚缺年代学标尺的两千年文明史，大致包括历史上所说的五帝时代和夏商周（西周）三代。众所周知，夏商周三代，是中国古文明形成特色、走向繁荣的重要时期，往上可以追溯到五帝时代，往下则开启了中国文明史的基本格局。因此，建立夏商周年代学标尺具有深刻的科学意义。
    从西汉末年的刘歆开始，许多有责任感的中国学者一直致力于夏商周年代的讨论，至今已有两千年左右的研究史了。可惜的是前人的研究均未能取得圆满结果，其主要原因恐怕还在于材料的不足和研究方法的局限等方面。
    可喜的是，建国以来考古学工作迅速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更是突飞猛进，有许多重要发现。这为夏商周年代学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丰富材料。近年来，与年代学相关的[14]C测年技术、天文历法研究、古文字学、青铜器研究等学科也都有很大的发展。因此，采用多学科相结合、开拓夏商周年代学研究的条件业已成熟。
    为此，国务院决定实施“夏商周断代工程”，并将其列为国家“九五”重中之重攻关项目。工程所要达到的具体目标是：
    1.西周共和元年（公元841年）以前直至周武王伐纣建立西周，确定比较准确的年代；
    2.商代后期，即有甲骨文的年代，从商王武丁到纣王，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
    3.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
    4.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国务院成立了由七部委领导为成员的领导小组；李铁映、宋健两同志为工程特别顾问；聘任李学勤、仇士华、李伯谦、席泽宗为工程首席科学家，主持由21位各有关学科专家所组成的专家组工作；成立“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办公室，负责日常事务及有关工作。
    夏商周断代工程迄今已设立了九个大课题39个专题，其总特点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不同领域的专家联合攻关。各课题专题间的具体交叉结合情况又有所不同。
    历史学的学者从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古文字学等不同角度开展工作。
    在文献学方面，把中国历代典籍中有关夏商周年代和天象的材料尽量辑集起来，建成资料库，加以分析整理。对其中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献，进行详细考证，逐一判断其可信程度和使用价值。
    在历史地理学方面，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着重研究文献中有关夏代和商代前期各都城的地理位置，并与考古调查相结合，为进一步探索夏代和商前期都城提供依据。
    在古文字学方面，结合考古学研究，进一步做好殷墟甲骨文和西周金文的分期，选取有年代意义的标本，以供天文历法方面研究或进行测年。在研究中，特别注意了发现新的有价值的材料，消除过去研究中的误解。
    天文学的学者全面总结天文年代学前人已有成果，推算确定若干绝对年代，为夏商周年代确定科学准确的坐标。在历史文献学和古文字学工作的基础上，利用天文数据库和天文计算重新核查对断代特别有用的古代天象记录。
    从天文学角度，进行殷墟甲骨文、西周金文历法的研究。改订甲骨文、金文历谱，推定商武丁以后商、周各王世的绝对年代。这些年代与若干测年结果互相比照。
    考古学的学者对夏商年代有密切关系的考古遗存进行系统研究，建立相对年代序列和分期，为利用现代化手段测定夏商周绝对年代提供层位明确、文化属性明确、相对年代清楚的测年标本。研究重点是中原地区夏商周时期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考古文化，同时兼顾周邻地区与夏商周文化关系密切的其他考古学文化。
    在测年技术科学方面，主要采用[14]C测年方法，包括常规法和加速器质谱法。常规法做若干条件试验，达到高精度测定。加速器质谱法对加速器做重大改进，提高精度和可靠性；在制样方面也要做若干条件试验。[14]C年代数据的精度，要达到±20年左右。
    测年样品的采集，同考古学者合作进行，尽量系统广泛采集可靠、合适的标本。所有测试的年代数据都同考古学者共同分析研究，以确定文化的分期和比较细致的年代学框架，对重要的坐标点，还同历史学家取得共识。
    由上述可知，如此众多不同学科的专家结合在一起，联合攻克年代学难题，这在中国学术史上还是前所未有的，在方法论上具有开拓意义。工程最后将各专题的研究结果综合起来，进行平衡调整，最后制订出一份年表。应该说，这样经过多学科相结合而做出的三代年表，比以往仅凭单项研究所作的结果，更具有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