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真”是学术发展的最终动力，在学术的发展过程中，其它力量虽然可以发挥一时的影响，但是最终的结果还取决于对“真理”的认识程度，东汉章帝时下诏说：“《五经》剖判，去圣弥远，章句遗辞，乖疑难正，恐先师微言将遂废绝，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群儒选高才生，受学《左氏》、《榖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以扶微学，广异义焉。”［1］（《章帝纪》）很明确地说明了他对古文经学的重视正是出于“重稽古，求道真”的学术目的，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明古文经学在东汉兴起的原因。政治应该为学术发展提供一个宽松的外部条件，而学术则应该为政治提供学理上的研究与指导，但是二者的根本追求是不同的，学术的“致用”必须建立在“求真”的基础之上，否则其发展必将没落，东汉今文学的衰落、古文学的兴起也证明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应该“和而不同”，而不应该“同而不和”。今文经学在西汉被立为“学官”，地位独尊身份显赫，但是时隔不久，古文经学在东汉逐渐成为了“显学”，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古文经学在文献的真实性上与学风的谨严扎实上都是今文经学不能相比的。古文学家杜林曾对其弟子卫宏讲：“古文虽不合时务，然愿诸生无悔所学。”［1］（《杜林传》）不求一时的显耀，而追求真理的精神，颇有点“为学术而学术”的味道，也正是古文家的这种对学术真实性的追求，才会有后汉学术的进一步发展。
    三、虚妄与真实
    汉末“虚妄不实”的社会风气是儒生批判的又一个焦点。东汉中后期儒家士人参政的途径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汉初以来形成的“征辟察举”选举制度出现了严重的危机。由于世家大族对选举权的实际垄断，广大士人凭真才实学已很难进入官场，而巧佞之徒却能凭自己的社会关系与社会声名顺利进入官场，由此形成的恶性循环是汉末社会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也是汉末以来士人争论的一个中心话题，对这一社会问题当时人也多从“真”的角度出发加以批判。一般来讲，儒者的价值预设是“圣”与“王”的合一，是“内圣外王”，主体本身所具有的“道德素养”与“真才实学”是其能否获得社会身份与地位的主要条件，但是在汉末“经明行修”却不足以保证能进入官场，现实的情况是朱紫不分、良莠混杂，“汉末之世，灵、献之时，品藻乖滥，英逸穷滞，饕餮得志，名不准实，贾不本物，以其通者为贤，塞者为愚”［4］（《名实篇》）。“贡士者，非复依其质干，准其才行也，直虚造空美，扫地洞说”［5］（《实贡》）。“凡今之人，言方行圆，口正心邪，行与言谬，心与口违……虚谈则知以德义为贤，贡荐则必阀阅为前”［5］（《交际》）。面对严峻的社会现实，一方面在政治领域对虚妄不实的社会风气加强了整治，如三国时期魏文帝就下诏：“世之质文，随教而变，兵乱以来，经学废绝，后生进趋，不由典谟。岂训导未洽，将进用者不以德显乎？其郎吏学通一经，才任牧民，博士课试，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6］（《明帝纪》）对浮华不实的社会风气予以严厉打击：另一方面，儒家士人也开始对自身的理想进行反思，如王充就认为：“才行高洁，不可保以必尊贵；能薄操浊，不可保以必卑贱。”［7 ］（《逢遇篇》）同样的话王符也有：“所谓贤人君子者，非必高位厚禄富贵荣华之谓也，此则贤人君子之所宜有，而非其所以为君子者也。所谓小人者，非必贫贱冻馁辱厄穷之谓也，此则小人之所宜处，而非其所以为小人也。”［5 ］（《论荣》）“经明行修”与高官厚禄并没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他们都不再幻想“贤”与“贵”的一致性，而是更加强调了作为士人本身在道德学养上的自足性与优越性。对理想重新确认的过程就是对社会适应的过程，这在汉末是十分明显的，士人逐渐淡化了对外在事功的关注，而更多地关注于自身；并且对自身价值的确认也已不再专注于外界对自己的承认和认可，而更多地依靠于自己内在的道德感与自我价值评价。
    儒家向来强调“诚”，尤其是在伦理关系上，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出于真心实意，但是“诚信”问题同样遇到了严重的挑战。比如“孝”的问题，儒家提倡的“孝”是发自内心的对父母长辈的尊敬，是以“诚”为前提的，而当时的人却更多的是为了哗众取宠、博取名声，“养生顺志，所以为孝也。今多违志俭养，约生以待终。终没之后，乃崇伤丧纪以言孝，盛宾旅以求名，诬善之徒，从而称之，此乱孝悌之真行，而误后生之痛者也”［5］（《务本》）。此外在夫妇、 朋友以及其他社会关系中，也多有这样的虚假现象出现，造成了汉末社会的“伦理危机”。这种虚伪风气的盛行引起了一些人的忧虑与反感，一些人更是抛开了虚假的面具，率身行事，以追求与表达自己真实的情感，魏晋时期的旷达之风实导源于此。
    此外在思想领域也出现了一股批判之风，首当其冲的就是“天人感应”说。“天人感应”学说在历史上曾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由于其建立的知识基础不牢固，加之东汉末年皇权的衰落与社会的动荡，这种曾经风行一时的学说逐渐失去了其生命力，不少人群起而攻之。如王充，就认为“天”是自然无为的，天道与人事是不相关的。人应该关注自己的事，而不应该舍本逐末，舍人事而任鬼神，“夫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随行而应人”［7］（《明瘐篇》）。 仲长统也主张重视人道：“故审我已善，而不复恃乎天道，上也；疑我未善，引天道以自济者，其次也；不求诸已，而求诸天者，下愚之主也。”［8 ］（《昌言》）另外他们对当时民间崇信鬼神、迷信、巫术、禁忌之风也大加鞭挞。“《诗》刺‘不绩其麻，市也婆娑’。今多不修中馈，休其蚕织，而起学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诬细民，荧惑百姓。妇女赢弱，疾病之家，怀忧愦愦，皆易恐惧，至使奔走便时，去离正宅，崎岖路侧，风寒所伤，好人所利，盗贼所中，益祸益崇，以致重者不可胜数。或弃医药，更往事神，故至于死亡，不自知为诬所欺误，乃反恨事巫之晚，此荧惑细民之甚者也。”［5 ］（《浮侈篇》）对社会风气的不满是汉末社会批判思潮的因缘之一，如王充在他的《论衡》一书中指出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7］（《佚文》）他们本着自己的知识与学养， 用理性去批判神学的宣言，用经验去反驳虚假的信念，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的社会风气注入了一剂清新剂，也为以后思想文化的发展准备了积极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