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续汉书·郡国志》和刘昭的注以及《晋书·地理志》，保存了13组自光武帝到桓帝时期东汉全国的户口总数。这些户口数字是我们了解和研究东汉人口数量变化的基本史料。但由于这13组户口数字的材料来源不同，加之在传抄中的笔误和脱简等情况的发生，使这些户口数字之间有一些矛盾之处。因此从古人杜佑、马端临到现代的梁方仲、高敏等学者，都对此问题给予关注和思考，高敏先生还提出了东汉户口总数的6个之谜[1]（P406-411）。
    因此，在考察东汉人口问题时，我们有必要对东汉户口记载的矛盾之处进行分析考证，力求澄清历史事实，来作为我们认识东汉社会真实情况的一个侧面。
    东汉户口总数的记载主要来源于《续汉书·郡国志》和刘昭的注，而刘昭作注所引用的材料又来源于三个方面，即皇甫谧的《帝王世纪》、伏无忌的记、应劭的《汉官仪》。为了便于问题的探讨，下面把引起歧义的有关记载转录如下：
    （一）《续汉书·郡国志一》刘昭注引的《帝王世纪》，记载了光武帝中元二年（57年）和汉桓帝永寿二年（156年）的户口数：
    及王莽篡位，续以更始赤眉之乱，至光武中兴，百姓虚耗，十有二存。中元二年，民户四百二十七万千六百三十四，口二千一百万七千八百二十人。永平、建初之际，天下无事，务在养民，迄于孝和，民户滋殖。及孝安永初、元初之间，兵饥之苦，民人复损。至于孝桓，颇增於前。永寿二年，户千六百七万九百六，口五千六万六千八百五十六人，垦田亦多，单师屡征。
    （二）《续汉书·郡国志五》记载了汉顺帝永和五年（140年）的户口：
    至于孝顺，凡郡、国百五，县、邑、道、侯国千一百八十，民户九百六十九万八千六百三十，口四千九百一十五万二百二十。
    （三）在上引《续汉书·郡国志五》正文后面，刘昭的注又引用了应劭《汉官仪》、伏无忌记等9个户口数字，以及一个争议颇大的《帝王世纪》所记永嘉二年户口的问题。刘昭注曰：
    应劭《汉官仪》曰：“永和中（136-141年），户至千七十八万，口五千三百八十六万九千五百八十八。”又《帝王世纪》，永嘉二年户则多九十七万八千七百七十一，口七百二十一万六千六百三十六。应载极盛之时，而所殊甚众，舍永嘉多，取永和少，良不可解。皇甫谧校核精审，复非谬记，未详孰是。岂此是顺朝时书，后史即为本乎？伏无忌所记，每帝崩，辄载户口及垦田大数，今列于后，以见滋减之差焉。光武中元二年（57年），户四百二十七万九千六百三十四，口二千一百万七千八百二十。明帝永平十八年（75年），户五百八十六万五百七十三，口三千四百一十二万五千二十一。章帝章和二年（88年），户七百四十五万六千七百八十四，口四千三百三十五万六千三百六十七。和帝元兴元年（105年），户九百二十三万七千一百一十二，口五千三百二十五万六千二百二十九，垦田七百三十二万一百七十顷八十亩百四十步。安帝延光四年（125年），户九百六十四万七千八百三十人，口四千八百六十九万七百八十九，垦田六百九十四万二千八百九十二顷一十三亩八十五步。顺帝建康元年（144年），户九百九十四万六千九百一十九，口四千九百七十三万五百五十，垦田六百八十九万六千二百七十一顷五十六亩一百九十四步。冲帝永嘉元年（145年），户九百九十三万七千六百八十，口四千九百五十二万四千一百八十三，垦田六百九十五万七千六百七十六顷二十亩百八步。质帝本初元年（146年），户九百三十四万八千二百二十七，口四千七百五十六万六千七百七十二，垦田六百九十三万一百二十三顷三十八亩。
    （四）《晋书·地理志》记载汉桓帝永寿三年（157年）的户口：
    至桓帝永寿三年，户千六十七万七千九百六十，口五千六百四十八万六千八百五十六，斯亦户口之滋殖者也。
    上述史料中，伏无忌所记的8个户口数字自成一系统，本身没有什么矛盾，但和其他的记载相对照时，就有一些矛盾之处。另外，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和《晋书·地理志》之间、应劭的《汉官仪》和《续汉书·郡国志五》之间，都有矛盾之处。概括而言，涉及东汉户口总数之谜的问题主要有：应劭《汉官仪》所载永和年间户口偏高问题、《帝王世纪》所载永嘉二年户口真伪问题、桓帝永寿年间户口数量问题、质帝本初元年（146年）户口数量减少问题、安帝延光四年（125年）户口减少问题等。这都需要我们作出认真的分析和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