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东汉户口总数之谜的分析
    对于东汉户口总数的矛盾问题，通过笔者阅读史料，发现大部分是可以得到合理的解答的。现逐条分析如下：
    （一）光武帝中元二年（57年）户口记载的矛盾问题
    光武帝中元二年（57年）的户口，皇甫谧《帝王世纪》和伏无忌的记分载如下：
    户口 材料来源
    427163421007820皇甫谧《帝王世纪》
    427963421007820
    伏无忌的记
    两条记载口数具同，惟户数略有差异。按：《帝王世纪》户数原写作“四百二十七万千六百三十四”，梁方仲先生认为“千”字前当掉一“九”字，很有卓识[2]（P21）。因此，光武帝中元二年（57年）的户口，以伏无忌所记为准。
    （二）应劭《汉官仪》所载永和年间户口偏高问题
    顺帝永和年间的户口，各家记载不一：
    年代
    户 口 材料来源
    永和五年（140年）
    9698630 49150220《续汉书·郡国志五》
    永和中（136-141年）1078000053869588 应劭《汉官仪》
    顺帝永和仅6年，而户口数相差很大：户数相差约108万，口数相差约472万。高敏先生认为两条记载的户口数字必有一误，或二者均可疑[1]（P409）。而各家认为永和年间动乱剧烈，应劭《汉官仪》所载户口偏高，因此对应劭《汉官仪》的记载颇觉不可信[3][4]（P53）。劳干认为，两条记载可能属于两个系统，姑且信之[5]。陶文牛则从羌人起义对东汉人口发展的影响立论，认为应劭《汉官仪》所载的可能为羌乱将兴或初起的永和元年（136年）的户口数字，并从延光4年（125年）到永和元年人口平均增长率的逻辑合理性、应劭《汉官仪》所载户口比的合理性，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论证[6]，颇具卓识。
    又《后汉书》卷48《应劭传》载应劭“少笃学，博览多闻”。他在建安元年（196年）上奏《汉仪》的写作情况时说：“辄撰具《律本章句》、《尚书旧事》、《廷尉板令》、《决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诏书》……其见《汉书》二十五，《汉记》四（李贤注：即《东观记》），皆删叙润色，以全本体。”按：各家多认为应劭《汉官仪》即是建安二年（197年）所著的《汉官礼仪故事》[7]（P119）。但笔者认为，应劭《汉官仪》应是建安元年所撰的《汉仪》。因为《汉仪》虽大多为法律条文，却也有关于户籍管理的条目，如《司徒都目》、《五曹诏书》等。而司徒是全国户口管理的最高机关，五曹尚书里面亦有户曹，都有可能记录各年份全国的户口。因此，刘昭注引的《汉官仪》极有可能是《汉仪》之文。
    又从《后汉书·应劭传》的记载来看，当时尽管“书记罕存”，但应劭还有《东观记》可资参考，因此他所记永和中的户口数字大致是可信的。当时可能书籍散佚很厉害，以致应劭抄录这个数字时，已经搞不清它的确切纪年。《汉官仪》所载“永和中”三字，可能正是这条材料原始性的一个表现。因此，笔者认为应劭《汉官仪》所载的户口数字是可信的，把它放在永和元年（136年）是合理的。
    （三）《帝王世纪》所载永嘉二年户口真伪问题
    刘昭所载永嘉二年的户口，争议最大。为了探讨这千年的谜题，我们再抄录一下引起歧义的史文。《续汉书·郡国志五》载：
    至于孝顺，凡郡、国百五，县、邑、道、侯国千一百八十，民户九百六十九万八千六百三十，口四千九百一十五万二百二十。
    刘昭注曰：
    应劭《汉官仪》曰：“永和中（136-141年），户至千七十八万，口五千三百八十六万九千五百八十八。”又《帝王世纪》，永嘉二年户则多九十七万八千七百七十一，口七百二十一万六千六百三十六。应载极盛之时，而所殊甚众，舍永嘉多，取永和少，良不可解。皇甫谧校核精审，复非谬记，未详孰是。岂此是顺朝时书，后史即为本乎？
    这段史料引起歧义的地方大致有三方面：1.永嘉为汉冲帝年号，但冲帝在位仅一年，并无永嘉二年。因此学者认为“永嘉二年”为“永嘉元年”（145年）之误[1]（P410）。2.各家根据刘昭注，认为《帝王世纪》所说永嘉二年的户口，应为应劭《汉官仪》永和中的户口数加上多出来的户口数，即户11758771，口61086224[1]（P410）[8]（P3）。但伏无忌所载永嘉元年的户口为户9937680，口49524183。两项数字相差户约182万，口约1156万，因此高敏认为《帝王世纪》永嘉二年的户口“甚为可疑”[1]（P410），王育民则据此认为《帝王世纪》所载不可信[8]（P3）。如果《帝王世纪》所载不可信，则学者们改“永嘉二年”为“永嘉元年”的努力，也就失去了意义。3.由于把“永嘉二年”改为“永嘉元年”，仍不能解决矛盾，学者们又进行了思考。如黎子耀在《补后汉书·食货志》中，认为“永嘉二年”应为“永寿二年”之误。梁方仲先生也倾向于认为“永嘉二年”应为“永寿二年”之误[2]（P20-21）。但高敏先生认为，即使如此，也和《帝王世纪》及《晋书·地理志》所载永寿二年和永寿三年的户口数相差悬殊。据此，高敏先生认为，刘昭注引《帝王世纪》之冲帝“永嘉二年”，决不可能是桓帝永寿二年之讹[1]（P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