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七世纪初，松赞干布基本完成了统一诸羌，扩大了吐蕃帝国的疆域。唐太宗征服了吐谷浑，保障了河西通道的安全，打通了与中亚贸易的路线。唐太宗被周边各族共尊为“天可汗”，“入贡”、“请婚”的使者络绎于长安道上。唐蕃双方都需要缓和矛盾，巩固统治。在这种形势下，唐太宗和松赞干布通过和亲，建立和发展了两族两国的友好关系，贞观十四年（640年）， 松赞干布派大相禄东赞亲赴长安请婚，唐太宗决定以文成公主许嫁。文成公主和亲吐蕃是唐蕃友好关系的标志。
    实行满蒙联姻，是有清一代满族统治者为笼络羁縻蒙古封建王公贵族，处理民族关系中奉行不替的宗旨，也是清朝统治者在全国范围内建立长达二百六、七十年有效统治过程中贯彻始终的一条政治路线。早在清朝建立之前，努尔哈赤为了与明对抗，即联合漠南蒙古，于万历四十年（1612年），首先与东部的科尔沁蒙古联姻，娶明安之女为妃，开了与蒙古世代联姻的先河。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后妃有两个蒙古人，清太宗皇太极的后妃中，有六个来自蒙古，其中有著名的孝端文皇后、孝庄文皇后。顺治帝之孝惠章皇后及淑惠妃等亦系蒙古姑娘。皇太极执政期间招了九个外蕃蒙古女婿，康熙帝之女固伦荣宪公主、和硕端静公主等七人，嫁与蒙古科尔沁等部的亲王、郡王。据粗略统计，到乾隆末年，已有下嫁蒙古的公主格格71人，而清朝的蒙古额附仅见于《外蕃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的就达69人。（30）这种互为婚娶的双方和亲，对于加强满蒙政治联盟，增进蒙古各部与清中央政府的臣属关系，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以上事实说明，各民族政权统治者采用和亲的策略，主要是为了达到政治联盟改善关系的目的，这是和亲的主流。还要注意到的另一个方面是，和亲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往往是和民族间的战争交替使用的，和亲能否实现又往往取决于军事形势。据张正明先生统计，在从汉到清的131起和亲中，与战争有明显的直接关联的107起，与战争没有明显的直接关联的24起。（31）战而后和，和而后战，和即为战，战即为和或且战且和的情况频繁出现。如果看不到这一点，那么对封建制度下和亲本身的政治特性就难以作出全面的解释，和亲与战争，是封建社会各民族统治者对待民族关系的两种手段，都是建立在民族不平等和民族压迫之上，二者既有对立性，也有统一性。
    汉初，汉高祖企图用军事对抗的办法来解除匈奴的威胁，曾亲自带领三十万大军与匈奴决战，结果在冒顿单于率领的强大武装面前，在白登反被围困了七天，汉高祖几乎当了俘虏。汉匈战争实力悬殊，加上匈奴对中原物资的要求，汉朝被迫和亲，以大批物资“岁赐”匈奴，才使战争停止了下来，但当着汉武帝国力强盛时，则断然绝亲，对匈奴进行大规模的讨伐，最后又迫使匈奴请和求亲。和亲成为两次战争之间的过渡，在此期间，汉朝不过是利用和亲，取得时机，蓄力待时，决心再战，同匈奴绝和亲，并不等于废弃了和亲政策。汉武帝只是根据不同的政治需要而联合乌孙就能形成对匈奴的夹击之势，以断匈奴右臂。正如张骞所说：“今乌孙虽强大，可厚赂招令东居故地，妻以公主，与为昆弟，以制匈奴。”（32）而乌孙看到汉之强大，也欲结盟附汉。元封三年（前108年），汉武帝抱着“欲与乌孙共灭胡”（33）的战争目的，“遣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34）以妻乌孙莫猎骄靡，之后又遣解忧公主，先后妻于肥王翁归靡和狂王泥靡，在乌孙生活五十年之久，成为乌孙昆莫的得力助手，加强了汉朝与乌孙的联盟。武帝通过细君，解忧二公主对乌孙的和亲与之结成军事联盟，对匈奴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战争，使匈奴连遭惨败。
    在多个民族政权并立的情况下，和亲往往又成为民族战争中争取与国、孤立敌国的战略部署。唐初，当西突厥向唐求婚时，高祖征求大臣意见，封德彝的回答清楚地表明了这个意图，封说：“当今之务，莫曰远交近攻，正可权许其婚，以威北狄。待之数年后，中国盛全，徐思其宜。”（35）“权许其婚”是为了“远交近攻”，对付突厥。一旦这个战略目的实现后，就会“徐思其宜”，改变策略。和亲取得效果最多最大的唐太宗讲得十分清楚，对于周边民族有两套政策：“选徙十万，击而虏之，灭除凶丑，百年无事，此一策也；若遂其来请，结以婚姻，缓辔羁縻，亦足三十年安静，此亦一策也。”（36）党项李继迁在与宋、辽对峙中，为了“联辽抗宋”，向辽称臣，辽圣宗也欲利用李继迁牵制宋，不仅授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并以宗室耶律之女封义成公主，下嫁继迁，后封继迁为夏国王。辽太平十一年（1031年），辽圣宗又许兴平公主与李元昊成婚，封元昊为夏国公，次年册为夏国王，进一步加强了双方在政治军事上的联盟。西夏乾顺帝在位时，在辽的支持下亲政。辽乾统五年（1105年），天祚帝封宗室女南仙为成安公主，嫁于乾顺。夏辽的联姻，完全是与宋朝进行军事抗衡的产物。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和四出征伐的过程中，先与弘吉刺，亦乞烈思部，继而又和汪古，斡亦刺部建立婚姻关系，都是出于战争和军事联盟的需要。如斡亦刺地处西北战略要冲，其骑兵骁勇善战，与斡亦刺结成军事联盟，对于解除成吉思汗南征西伐的后顾之忧，掌握连结各宗王封地的通道至关重要，因此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十分重视与斡亦刺贵族世代通婚。据不完全统计，成吉思汗系公主及宗室女适斡亦刺贵族的共16人，斡亦刺贵族女适成吉思汗家族为皇妃的共11人。（37）曾经在蒙古西征中亚、南伐中原中最早归附蒙古并出力其甚多的畏兀儿，一直受到蒙元统治者的信任和重用。成吉思汗曾将亲生女嫁于畏兀儿首领巴而术阿而忒的斤，至到忽必烈时期，一直采用联姻的办战笼络畏兀儿首领，畏兀儿也成为元朝统治西北边陲的有力支柱。
    三、和亲在客观上有利于祖国统一和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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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缓和矛盾，稳定局势
    和亲之所以历代延续，主要是因为这种方式一般都达到了缓和矛盾的效果。张正明先生统计，在131起和亲中，“就效果而论， 双方或多或少收到了预期效果的有82起，一方或双方得不偿失的44起，效果无法判明的有5起，三者这比为63∶33∶4。所谓收到预期的效果，即达到了缓冲、结授、通好、羁縻等目的，因而得过于失”。（39）汉高祖与匈奴和亲，减轻了匈奴对汉朝的威胁，暂时稳定了北方的局势，取得了休养生息的机会，为恢复社会生产，巩固中央集权提供了条件，“终景帝世，时小入元边，无大寇，”（40）从而实现了“文景之治”。汉元帝时，呼韩邪附汉与昭君和亲。汉元帝为此而改元“竟宁”，呼韩邪单于称昭君为“宁胡阏氏”。从此结束了汉匈之间长期的对立状态，促成了塞北与中原的统一，奠定了北方半个多世纪的和平局面。矛盾既已缓和，民族关系就会有所改善。“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41）解放以后在包头附近汉墓中发现的印有“单于和亲”、“千秋万岁”、“长乐未央”字样的瓦当残片，也反映了这个时期汉匈两族人民对和亲的赞美和长久和好的愿望。而与这种情形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从汉武帝到南匈奴附汉的八十余年中，由于和亲断绝，关系破裂，于是战争频繁。一方面是“汉兵深入穷追二十余年，匈奴孕重隋{K1D608.JPG}罢极苦之”；（42）另一方面是匈奴“入盗于边，不可胜数”；（43）“杀掠人民畜产甚多”；（44）长期残酷的战争给社会经济和双方人民带来的破坏和灾难是不言而喻的。唐朝文成公主与吐蕃王松赞干布和亲，二十多年双方没有战事，松赞干布还向唐朝上书表示：“天子初即位，若臣下有不忠之心者，当勒兵以赴国除讨”；（45）少数民族与唐和亲，同时也是为了得到唐王朝的承认和扶植，特别是求得册封，以便对本地区本民族进行有效的统治。唐太宗灭东突厥后，“四夷君长诸厥请上为天可汗”；（46）得到“天可汗”的册封与和亲，从而也为自己的统治找到合法的根据，以此作为巩固统治，剪除异已、稳定局势的工具。
    当然，从中原王朝统治阶级的利益来讲，我们与边疆少数民族上层的和亲，即使是在他们处于武力空虚的被动地位时，并不仅仅是为了缓和矛盾，更主要的是通过和亲，达到他们逐步将边疆少数民族置于自己统治之下，纳入其统治范围之内，扩大其疆域的目的。这是由封建统治者的根本利益所决定的。正如恩格斯在论述中世纪封建统治阶级联姻时指出的：“对于武士或男爵，以及对于王公本身，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47）作为一个民族统治阶级的“家世的利益”，不能不影响到整个民族和这个民族统治的国家的利益。既然和亲在客观上有利于缓和民族矛盾，起到稳定局势的作用，它就必然对各民族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二）促进经济文化的交流
    和亲是一种政治活动，但它又是以经济为基础的。特别是对于周边少数民族，满足一定的经济需求，是他们同中原王朝和亲的一个主要目的。虽然不能把经济文化的交流完全归功于一、二次的和亲的成功，但和亲为经济文化的交流创造了条件，搭起了桥梁，其作用也是应予肯定的。
    汉初，尽管汉朝统治者被迫和亲，匈奴也趁机勒索中原的物资财富，但客观上，随着每年汉朝赠送给匈奴大量的绣、锦、绨、缯、粮食等，以及匈奴赠送汉朝驼、马等牲畜，互相补充了经济需要，扩大了各自的经济领域。逐步形成了互通有无的共同市场，随着这种交流的扩大，汉族把计算和统计人口、牲畜、物资的方法传给了匈奴，对匈奴的文化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汉武帝时，匈奴对中国经济的需求越来越强烈。曾向汉朝明确表示：“今欲与汉闿（开）大关，取汉女为妻，岁给遗我蘖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缯万匹，它如故约，则边不相盗矣”；（48）他们以和亲为外交手段，以求达到获取经济利益的目的，这对于匈奴社会的发展，无疑是有利的。如果说汉与匈的和亲，互相赠送的大量财物还多于汉匈统治者的奢侈享用的话，那么唐朝与吐蕃的和亲，促进经济文化交流的作用就更为明显。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唐朝赠与吐蕃的礼品中，除生活资料外，还有相当多的生产资料，汉族的先进生产技术不断地传入西藏高原。西藏流传下来的一首歌颂文成公主的民歌中说文成公主从内地带去了大批的工匠、谷物种籽和畜种，歌词中说，文成公主“带来不同的粮食共3800类，给西藏的工艺打开了发展的大门”；“带来不同手艺的工匠5500人，给西藏的工艺打开了发展的大门”，“带来不同的牲畜共有5500种，使西藏的乳酪酥油从此年年丰收。”（48）虽然这些数字显然有夸大渲染，但基本事实绝非虚构。唐高宗时，松赞干布派人到内地，“因请蚕种及造酒、碾硙、纸、墨之匠并许焉”。（49）松赞干布还“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诗》、《书》。”（50）唐朝僧人玄照等八人，通过吐蕃前往天竺，又从天竺回来经吐蕃回内地，来去都得到文成公主的资助，对于促进当时中印文化的交流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唐与回纥贵族和亲，促使了官方和民间进行的马绢等物的互市空前发展。“自乾元之后（回纥）屡遣使以马和市缯帛，仍岁来市，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动至数万马，”（51）回纥贵族从这些巨量绢帛中部分留用外，多数又通过丝绸之路与中亚、西域广大地区进行了中间贸易，获得了巨额财富。汉朝时期，通过和亲不仅给西域带去了大批财物，而且还传去许多文化知识和技术，如数字知识、建筑技术、音乐知识、植桑养蚕织锦技术、天文历法知识、农业知识、医疗技术、烹饪技术等。（52）少数民族在和亲过程中，通过对中原物质文明以及礼仪制度、服饰习俗的耳濡目染，通过对中原文化知识的学习吸收，意识形态和审美观念受到感染，也发生了许多变化，提高了审美尺度。如吐蕃人烹有以赭色物质涂面即“赭面”的习惯，以此防护皮肤并以为美。文成公主却不以为然，松赞干布在文成公主的影响下，逐渐改变了原来的审美观，对“赭面”“下令国中禁之”（53）
    由于和亲带来的经济利益和满足经济需求的程度，边疆少数民族政权要大于中原王朝，因而边疆少数民族往往以互市和物资要求作为和亲的主要目的。这是由于中原与边疆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差异所造成的，比较单一的游牧经济更多地需要农业经济的扶持和补充。如唐蕃和亲中，吐蕃方面的目的，如《西藏王臣记》所记：“他（松赞干布）想到如果聘娶两公主（指尼泊尔、唐王朝）为妃，由此中原、尼泊尔所有美满的物质荣华，都能如磁石吸铁般地吸收过来。”（54）相对而言，中原王朝和亲则更多着眼于政治上的需要，即使取得了互市贸易的结果，也往往加以种种限制，以企控驭边疆少数民族政权。
    （三）消弱民族偏见，有利于民族融合
    在封建社会里，不可能有民族之间真正平等的观念，民族歧视和民族偏见是任何一个民族统治者民族观的实质。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民族歧视和民族偏见更多的表现为大汉族主义，并逐渐成为所谓的正统观念，把周边少数民族视为“禽兽”而予以侮辱性的称呼，就是最明显的例证。但和亲政策的实行，不管双方统治者的民族偏见程度如何，总是把对方视为可以结援的盟友，尽管还有名分上的高低，但总是由敌对或对峙的双方结成了翁婿、舅甥、兄弟之类的亲戚关系，这起码是对格格不入的民族偏见的冲击，是同一祖国观念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一种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