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原任太守属的肩□升任戚右尉;(籍贯:汝南郡汝阴) 6.原任曲阳尉的朱福升任襄贲右尉; (籍贯:沛郡铚) 7.原任都尉属的徐政升任盐官长。(籍贯:琅邪郡东莞) 这说明因为有了本郡人不得在本郡任长吏的制度规定,就必然容许同郡官吏调任同郡长吏,但在实际的操作中,仍以外郡的官吏调入为主。 我们知道,汉代的郡太守可自行辟召属吏,从尹湾汉墓简牍中,我们发现郡都尉也设府,也有属吏。由于这些属吏是他们自行辟召的,必然带有十分强烈的他们自己的个性特征,我们就可从分析他们的属吏中发现这些个性特征。北海太守的三位属吏的籍贯,有两位是颍川郡颍阴,一位是汝南郡汝阴;北海郡都尉的一位属吏,其籍贯是琅邪郡东莞。也许这就是北海郡的长吏中原籍为琅邪、汝南、颍川郡的比例相对较高的原因吧。而山阳郡籍的人为什么在北海郡的长吏中占有最高比例?沛郡的人居于第二位?我们从尹湾汉墓简牍中找不出答案,也许是与太守和都尉的籍贯有关,也许是另有原因,就不好妄加猜测了。但我们从分析北海郡长吏的籍贯中,还是发现了如下有趣的现象: 下邳丞、左尉、右尉的籍贯均是沛郡; 干乡相、丞的籍贯均是沛郡; 曲阳长、丞的籍贯均是沛郡相; 山乡相、丞的籍贯均是鲁国鲁; 厚丘左尉、右尉的籍贯均是汝南郡汝阴; 平曲丞、尉的籍贯均是颍川郡; 况其左尉、右尉的籍贯均是琅邪郡; 费长、左尉的籍贯均是山阳郡;丞、右尉的籍贯均是汝南郡。 这种现象绝非偶然二字即可解释,其中必有缘故。联系全部北海郡长吏的籍贯分布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同郡人相互攀援已是不争的事实,最迟至西汉晚期,选举制度中已出现了明显的地方性特征,已开了少数人可以把持和操纵选举弊病之先河。 (二)关于任现职的原因 在可资统计的117人中,以孝廉迁者1人、举方正除者2人、 以秀才迁者3人、请诏除者5人、以捕格群盗、不道、亡徒尤异除者11人、以廉迁者15人、以功迁(含以功次、以积功迁)者73人、贬秩者4人、 以军吏十岁补者2人、以国人罢补者1人。 从任命的形式看,可分为迁、除、补、贬四种;从选举的类型分,可归纳为:孝廉、方正、秀才、廉、异绩、功、年资七种。下面我们将根据牍文内容分而述之。 1.迁,当是指从较低级的官吏升任较高级的官吏。如以秀才迁的三人,一人从博阳令升任郯令(秩千石)、一人从扬州刺史从事史升任戚令(六百石)、一人从青州刺史从史升任襄贲令(六百石)。郎中,根据《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载,秩为比三百石,牍文中的郎中曾圣以功迁三百石秩的建陵相,这是升迁,但郎中盛咸以功迁为二百石秩的建陵丞,这分明是贬,却注明为因功升迁。如果牍文无误,这只能说明同为郎中,秩级却存在差别,既有比三百石的,也有低于二百石的。东汉时郎中秩改为比二百石,牍文的记载正反映了这一变化的过程。 2.除,根据牍文,有三种情况。一是请诏除,计有五人。这五人的原任官职除一人因牍文残缺不明外,其他四人分别为:侍郎1 人除为三百石秩的圄乡相、郎中骑2人被分别除为合乡长、东安相, 秩皆为三百石,廷史1人除为三百石秩的戚丞, 原职不明者被除为四百石秩的下邳左尉。他们都是中央朝廷的官吏,现在要到地方任职,故必须请诏。二是举方正除,计有二人,一人是孝者除为司吾长(四百石)、一人是原相守史除为临沂长(三百石)。三是功劳卓著者被破格超迁,计有11人,他们的原职有6人是亭长、1人是游徼、1人是啬夫、1人是督盗贼、1人是豫州刺史从事史、1人是长沙内史丞。这些亭长、游徼、啬夫、督盗贼,原本是无秩的小吏,均被除为二、三百石的相、丞、尉。原为刺史从事史也被除为四百石秩的下邳丞,原为长沙内史丞被除为千石秩的下邳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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