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原任太守属的肩□升任戚右尉；（籍贯：汝南郡汝阴）
    6.原任曲阳尉的朱福升任襄贲右尉； （籍贯：沛郡铚）
    7.原任都尉属的徐政升任盐官长。（籍贯：琅邪郡东莞）
    这说明因为有了本郡人不得在本郡任长吏的制度规定，就必然容许同郡官吏调任同郡长吏，但在实际的操作中，仍以外郡的官吏调入为主。
    我们知道，汉代的郡太守可自行辟召属吏，从尹湾汉墓简牍中，我们发现郡都尉也设府，也有属吏。由于这些属吏是他们自行辟召的，必然带有十分强烈的他们自己的个性特征，我们就可从分析他们的属吏中发现这些个性特征。北海太守的三位属吏的籍贯，有两位是颍川郡颍阴，一位是汝南郡汝阴；北海郡都尉的一位属吏，其籍贯是琅邪郡东莞。也许这就是北海郡的长吏中原籍为琅邪、汝南、颍川郡的比例相对较高的原因吧。而山阳郡籍的人为什么在北海郡的长吏中占有最高比例？沛郡的人居于第二位？我们从尹湾汉墓简牍中找不出答案，也许是与太守和都尉的籍贯有关，也许是另有原因，就不好妄加猜测了。但我们从分析北海郡长吏的籍贯中，还是发现了如下有趣的现象：
    下邳丞、左尉、右尉的籍贯均是沛郡；
    干乡相、丞的籍贯均是沛郡；
    曲阳长、丞的籍贯均是沛郡相；
    山乡相、丞的籍贯均是鲁国鲁；
    厚丘左尉、右尉的籍贯均是汝南郡汝阴；
    平曲丞、尉的籍贯均是颍川郡；
    况其左尉、右尉的籍贯均是琅邪郡；
    费长、左尉的籍贯均是山阳郡；丞、右尉的籍贯均是汝南郡。
    这种现象绝非偶然二字即可解释，其中必有缘故。联系全部北海郡长吏的籍贯分布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同郡人相互攀援已是不争的事实，最迟至西汉晚期，选举制度中已出现了明显的地方性特征，已开了少数人可以把持和操纵选举弊病之先河。
    （二）关于任现职的原因
    在可资统计的117人中，以孝廉迁者1人、举方正除者2人、 以秀才迁者3人、请诏除者5人、以捕格群盗、不道、亡徒尤异除者11人、以廉迁者15人、以功迁（含以功次、以积功迁）者73人、贬秩者4人、 以军吏十岁补者2人、以国人罢补者1人。
    从任命的形式看，可分为迁、除、补、贬四种；从选举的类型分，可归纳为：孝廉、方正、秀才、廉、异绩、功、年资七种。下面我们将根据牍文内容分而述之。
    1.迁，当是指从较低级的官吏升任较高级的官吏。如以秀才迁的三人，一人从博阳令升任郯令（秩千石）、一人从扬州刺史从事史升任戚令（六百石）、一人从青州刺史从史升任襄贲令（六百石）。郎中，根据《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载，秩为比三百石，牍文中的郎中曾圣以功迁三百石秩的建陵相，这是升迁，但郎中盛咸以功迁为二百石秩的建陵丞，这分明是贬，却注明为因功升迁。如果牍文无误，这只能说明同为郎中，秩级却存在差别，既有比三百石的，也有低于二百石的。东汉时郎中秩改为比二百石，牍文的记载正反映了这一变化的过程。
    2.除，根据牍文，有三种情况。一是请诏除，计有五人。这五人的原任官职除一人因牍文残缺不明外，其他四人分别为：侍郎1 人除为三百石秩的圄乡相、郎中骑2人被分别除为合乡长、东安相， 秩皆为三百石，廷史1人除为三百石秩的戚丞， 原职不明者被除为四百石秩的下邳左尉。他们都是中央朝廷的官吏，现在要到地方任职，故必须请诏。二是举方正除，计有二人，一人是孝者除为司吾长（四百石）、一人是原相守史除为临沂长（三百石）。三是功劳卓著者被破格超迁，计有11人，他们的原职有6人是亭长、1人是游徼、1人是啬夫、1人是督盗贼、1人是豫州刺史从事史、1人是长沙内史丞。这些亭长、游徼、啬夫、督盗贼，原本是无秩的小吏，均被除为二、三百石的相、丞、尉。原为刺史从事史也被除为四百石秩的下邳丞，原为长沙内史丞被除为千石秩的下邳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