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己丑卜，贞，于丘商，四月。（《乙》五二六五）
    辞（2）中的“妇妌”是商王武丁的后妃，主管商王国的农业生产等事项。“呼黍丘商”就是招呼、率领众人在“丘商”的土地上种黍。“丘商”与辞（3）中的“丘畴”（以及下文的“丘多”、“丘太”等）的构词结构相同，即是以商、畴为名的基层组织--丘。（注：卜辞中“丘商”、“丘畴”、“丘绍”等，陈梦家先生认为是“区域字在单名前”类型的地名。参见《殷墟卜辞综述》，269页，科学出版社，1956。）辞（3）是连续两日在名畴的丘中占卜。辞（4）中的“”是一种祭法。据陈梦家先生研究，殷代的一、二、三、四月所卜是为了“禾类”的收成。（注：卜辞中“丘商”、“丘畴”、“丘绍”等，陈梦家先生认为是“区域字在单名前”类型的地名。参见《殷墟卜辞综述》，225页，科学出版社，1956。）那么辞（3）、（4）所卜、所祭当然与“丘畴”、“丘商”的禾类收成有关。将三条卜辞联系起来看，丘一级组织是商代进行谷物种植、祈穰，乃至于管理、收获的基本单位。
    其次，丘是田猎、捕捞的基本单位。
    （5）戊辰卜，曰田方丘……（《京》○○○）
    （6）贞，……王其出？……自渔于丘多，若。（《佚》九二六）
    辞（5）中的“田”作田猎解。商代的田猎活动有驱赶危害庄稼的野兽，巡视边地，训练军队等重要作用。辞（6）贞问商王亲自到“丘多”捕鱼是否平安，得到的答复是没问题。可见商代田猎、捕捞等活动，有时是在“丘”的单位中进行的。
    第三，丘是征收军赋的基本单位。
    （7）……取……竹……刍于丘。（《粹》九一八）
    （8）贞，刍于丘绍。（《乙》七一一九）
    （9）贞，乎取丘太。（《明》二三二五）
    辞（7）、（9）中的“取”，从耳从又，又即手，即以手执耳之意。“取”本意是胜利者割取战败者的左耳以计战功，引申为尊者取卑者之物。（注：杨升南：《卜辞所见诸侯对商王室的臣属关系》，见前引《甲骨文与殷商史》，1983。）《韩诗外传》云：“孔子侍坐于季孙，季孙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马，其与之乎？’孔子曰：‘吾闻君取于臣谓之取，不曰假。’”取是君对臣征收财物的专用词语。在商代“取”是商王凭借政权向方国或地方征收贡赋的一种行为。辞（8）中的“”当与“取”同义。刍，《诗·大雅·板》孔疏云：“刍者，饲牛马之草。”竹，其用途或与刍类似。辞（9）虽未言明所取何物，但由辞（7）、（8）例之，当也是竹、刍之类。商王从丘中征取竹、刍等草料可能供军马使用，这实际上是一种军赋。《汉书·刑法志》云：“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而犹立司马之官，设六军之众，因井田而制军赋。”《汉书》对商代军赋制度的记述虽有增饰之处，但不应是臆说，而是以实际情况为蓝本的。征诸卜辞可知，商代军赋的征收，是以商王的名义，以基层组织丘为单位进行的，其直接负责者可能就是“小丘臣”。
    西周、春秋时代的丘
    西周、春秋时代，丘仍然是基层地域组织。但随着国家行政机构的逐渐成熟，与商代相比，丘表现出了新的时代特点：一是丘与国野制度相结合，丘被纳入“野”的行政系统，政治功能加强；二是丘与井田制度相结合，丘成为井、邑之上一级管理机构，春秋后期丘的经济功能在一度弱化后开始加强，成为“匹马丘牛”与“乘马”的具体承担者，并随着税制的产生与赋税的合一，丘成了社会变革的起点。
    国野制度就是国（都城）与野（田野）分治的政治制度。国中居民是统治者及其疏远族人，称国人。国人的一项最基本的权利和义务就是当兵做武士。居于野中的是被统治者，称野人。野人没有政治权利，他们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从事艰苦的农业劳动。国与野因其居民从事的职业不同而采取两套行政系统。国中的行政系统（春秋早、中期）是、里、邑、连、乡（齐国）或邻、里、乡、党、州（鲁国）（注：《国语·齐语》，《论语》之《卫灵公》、《雍也》何晏注引郑玄语。）；野中的行政系统（春秋早、中期）是井、邑、丘、甸、县、都。《周礼·地官·小司徒》云：“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按此计算，1丘共有16井，144夫。周制1井土地是1方里，16井即16方里。另据《小司徒》，周代上等之家7人3夫，下等之家5人2夫，那么1丘共有家庭约48～72户，人口约336～360口。（注：《周礼》是一部记述周代政治制度的书。关于它的作者、成书年代等问题，目前学术界尚有较大争论，但近些年的研究表明，“把《周礼》作为一种重要的先秦史料来使用，应该说是不成什么问题的”（李学勤：《古乐与文化史》，《缀古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本文引用的《周礼》中的数字，显然是“整齐划一”的结果，不能视为确数，但它又不可能是无源之水，当有所本，用它说明“一般情况”当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