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中的土地被划分成“井”字形，称井田。丘中野人除耕种自己的私田外，还必须无偿地耕种“公田”，这就是周代的农业剥削方式“籍田制”。《孟子·滕文公上》云：“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所以别野人”是孟子特地强调耕种公田是野人的职责，而与国人享有当兵做武士的权利有别。
    野人除了无偿地为统治者提供力役外，还要负担军赋。《国语·鲁语下》记载孔子追述周代井田制下民众贡赋情况说：“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远迩；赋里以入，而量其有无；任力以夫，而议其老幼。于是有鳏、寡、孤、疾，有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其岁，收田一井，出稯禾、秉刍、缶米，不是过也。先王以为足。若子季孙欲其法也，则有周公之籍矣。”缶即庾，16斗；秉，160斗；稯，6400斗。（注：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点校：《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米是粮食，禾、刍是草料之类。禾、刍以斗作计量单位，或只是指其概数。1丘16井的军赋是：米256斗，刍2560斗，禾102400斗。孔子声称自己依据的是“周公之籍”，说明这个制度的实行是由来已久的，它虽是出自圣人之制作，但负担已不轻松。
    然而这项制度在春秋末年遭到了破坏，其原因一方面是统治者贪欲的膨胀，军费的增加，原来公田上的收入及“有军旅之出”而临时征调的“稯禾、秉刍、缶米”等，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另一方面铁质工具、牛耕技术广泛推广使用，井田之外的荒地得到大量开垦，为统治者加重民众负担提供了条件。于是各国先后进行了军赋制度的改革，公元前590年，鲁国“作丘甲”，公元前538年，郑国“作丘赋”。甲，即铠甲，代指军赋。“作丘甲”、“作丘赋”就是以丘为单位征收一定数量的军赋，丘中居民按所有耕地数量分摊。对于这次改革后丘中居民的军赋负担，《司马法》有详尽记载。《左传》成公元年疏引《司马法》云：“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有戎马一匹，牛三头，是曰匹马丘牛。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出长毂一乘，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谓之乘马。”“匹马丘牛”与“乘马”是对丘中居民的双重征收，前者以“一丘”为单位，后者以“四丘”为单位。与“周公之籍”相比，新的军赋没有规定禾、刍、米，但并不说明已取消了这项内容，而是因为禾、刍、米是传统的军赋，其征收是自然的，毋须重新规定。新增加的军赋有车、马、牛，对于丘中居民讲，这个负担是极其沉重的，因为马、牛作为新的生产力在春秋中期以后才被应用于农业生产，是非常稀罕贵重的。除禾、刍、米、车、马、牛之外，丘中居民还必须服兵役，即“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这意味着丘中居民不仅被征收了几乎所有的物产，而且还要被迫脱离土地，到战场上为统治者卖命。
    事物都是辩证的，丘中居民被迫当“甲士”、“步卒”，固然耽误农时且有生命之虞，但却为他们改变自身卑贱的地位提供了机遇。上文已指出，当兵做武士是国人的特权，改革后“野人”能够加入士伍，标志着其政治地位的改善，从此“军功”便成为丘中居民追求自身解放，提高社会地位的重要手段和途径。
    在军赋制度改革的同时，税制开始产生，如鲁国的“初税亩”，晋国的“作爰田”，楚国的“书土田”等，其主要内容就是取消公田私田差别而改以计亩征税。税制的产生，一方面使井田之外的大量私田合法化，破坏了井田制度的物质基础，使“公田”上的力役解除，丘中居民因此获得了较多的人身自由；另一方面，自国家产生后即已征收的军赋开始与税制并轨，赋税合一成为历史的必然，由此推动了新的所有制形式与生产关系在春秋末年的产生与发展。
    战国时代的丘
    以春秋末年的赋税制度改革为先导，战国初年各国纷纷进行了更加广泛而深刻的政治经济改革，这次改革的矛头所指之一就是井田制度，以及建立于其上的国野制度。“废井田，开阡陌”、打击宗法贵族、奖励军功等一系列措施，为“野人”改变自身的政治经济地位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泛的机遇，从而彻底铲除了国与野、国人与野人之间的界限，编户齐民成为新的社会制度的群众基础。作为改革的必然结果，原先存在于国与野中的两套行政系统渐趋统一。《庄子·则阳》云：“少知问于大公调曰：‘何谓丘里之言？’大公调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为风俗也。合异以为同，散同以为异。……比于大泽，百材皆度，观于大山，木石同坛，此之谓丘里之言。’”丘里联称是现实生活中国野界限消失，两套行政系统混一的事实在语言上的反映。朱凤瀚先生认为：“丘有可能是里上一级单位，犹如乡。”（注：朱凤瀚：《先秦时期的“里”--关于先秦基层地域组织之发展》，《先秦史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1987。）《孟子·尽心下》将人们习称的乡民叫“丘民”，说明朱先生的观点是正确的。而“合异以为同，散同以为异”、“合十姓百名，而以为风俗”则说明战国时代整个社会中地域、职业、种姓、部族等已完全融为一体。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便在此基础上产生了。
    在龙山时代晚期就已产生，经夏、商、西周、春秋到战国中期，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存在了约二千年之久的丘，作为野中的基层地域组织，在这次政治制度的变革中，被“乡”取代，而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从此，由郡、县、乡、里组成的行政系统，作为政治制度的主体框架被固定下为，对我国古代的政治运作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一、丘，作为先秦时期国家行政体系中重要的基层地域组织，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的龙山文化时期。它的原型是生活在平原广泽之上的部族用土堆积起来，以利生存的台地。进入阶级社会后，居于中心地位、部落首领居住的台地发展为都城，散布于其周围、普通民众居住的台地，则成为行政系统的最基本单位。
    二、商代丘的组织规模在都、奠、鄙等之下，而类似于村社组织邑。国家设有管理丘中居民及其生活的“小丘臣”。丘以农业生产为主，兼营渔业和田猎，同时又是军赋的具体承担者。丘中居民的身份可能是普通民众。
    三、西周、春秋时代实行国野分治的政治制度，野中的行政系统（春秋早、中期）是井、邑、丘、甸、县、都。据《周礼》，一丘的土地面积是16方里，户约48～72家，人约336～360口。西周至春秋中期以前，井田制下，丘中居民必须无偿地为统治者耕种“公田”，叫“籍田以力”。军赋负担是一井“稯禾、秉刍、缶米”。春秋末期赋税制度改革之后，则增至一丘即十六井，“戎马一匹，牛三头”，四丘“长毂一乘，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同时丘中居民的政治经济地位有所提高，新的生产关系开始产生。
    四、战国初年的政治经济改革破坏了井田制度，彻底清除了国野界限，四业之民杂居共处，编户齐民成为新社会制度的群众基础，原先存在于国、野中的两套行政系统混一。郡、县、乡、里组成新的自上而下的行政系统，丘为乡所取代，从此丘便在行政系统中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