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原人口向东北地区迁移的影响
    1.东北边疆民族向汉族居地的靠近
    随着汉族聚居地的逐渐发展，汉文化展现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与辐射作用，在先进文化与生产力的吸引之下，东北边疆民族逐渐向汉族居地靠拢成为不可扭转的历史趋势。
    在汉代的东北，从总体上看，各民族居地的分布以汉族居地为中心，其他边疆民族则在汉族居地的北部、东部环而绕之，呈众星拱月之势。在整个汉郡地区的北部，盘踞着鲜卑、乌桓等族，在东部和东南部则有夫余、高句丽、沃沮等族，这些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与汉族居地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虽然双方的居地频繁变化，双方的力量屡有消长，而且东北的区域政治和经济态势始终处于变化之中，但这种周边民族围绕汉族居住的特征却从来没有发生变化。这足以说明汉代的很多东北边疆民族并不愿远离汉族的居地而生活，他们更愿意与汉族发生密切而长久的联系。 
    在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当一个相对落后的民族面对比自身更为发达与先进的文化，而且发现这种文化的包容性非常强大，排他性与侵略性相比较而言比较弱，那么试图加强联系汲取营养而壮大自身就会成为必然的选择。这一点从汉代东北各边疆民族的社会发展情况就可以一窥端倪。在汉代的东北边疆民族中，我们同样可以发现这样的民族分布规律：距汉族居地越近的民族，其社会发展程度就越高，反之则越低。在这些民族中，就生产力发展程度而言，发展水平最高的是夫余与高句丽，这两个民族在汉代已经基本踏入了农业社会的门槛，其社会经济成分中虽仍然保留着一定的原始渔猎经济因素，但农业生产已经无疑地成为他们社会生产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两个民族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其居地从其民族起源之时就与汉族的居地紧密联系，在与汉文化的频繁交流中逐渐壮大自身，从而成为东北地区有数的强族，甚至于他们在汉文化影响下发展的民族文化又可以向其周边的其他民族进行传播，呈现出汉文化的次级辐射效应。反之，如挹娄等并未与汉族发生直接接触的民族，其社会发展水平在整个汉代却始终处于落后状态。在所有的汉代东北边疆民族中，这一特征在鲜卑族的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前汉的鲜卑并未与汉族发生直接联系，其民族力量十分弱小，被迫沦为匈奴羽翼。而自后汉与汉族居地发生接触之后，随着双方的联系不断加深，其实力迅速发展壮大，虽然在社会组织形式上仍处于较为落后的部落联盟阶段，但其文化的其他方面受汉族的影响十分深入，在东汉的中后期已经成为汉王朝最大的边患，进而的，鲜卑族在北朝时期成为我国北方最为强大的种群势力。在这些历史现象的背后，我们很难说这些民族的发展壮大与他们频繁和汉族产生接触没有关系。
    正是在这种壮大自身的强大推动力影响之下，我们发现，向汉族居地靠近，甚至觊觎并占据汉族的原居地从而与汉族发生更多的接触与联系成为汉代东北边疆民族的一个共同选择。这种选择或是有意为之或是并无意识，但已经成为汉代东北地区一个重要的历史趋势——越是强大的民族，接受汉文化的熏染越多，就越是如此。
    以鲜卑族为例，在《后汉书》的记载中，自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45）到汉灵帝中平二年（185）的一百余年间，鲜卑对汉王朝北方沿边诸郡的寇钞不胜枚举，十分猖獗，五原、朔方、定襄、雁门、代郡、云中、上谷、渔阳、辽东、辽西等郡皆常为侵扰，为鲜卑所劫掠财物人口不知凡几。此种情况固然是东汉时期鲜卑族实力增长而汉王朝逐渐衰弱而往往反击无力的客观原因造成的，但汉族居地在文化上对鲜卑的强大吸引力才是鲜卑如此不知疲倦地进行寇钞的根本原因。无论鲜卑与汉王朝的实力如何消长，鲜卑族的活动始终都是紧紧围绕着汉族居地进行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历史事实。
    再如高句丽，其初建国时当在沸流水（即今富尔江）流域，高句丽民族亦起源于此，随着历史的发展，高句丽族逐渐占据了相当范围的原汉郡区域。西汉时高句丽族的活动范围由富尔江流域向东拓展到了今桓仁县附近，新莽时又向北占领了高句丽县，东汉初期基本占据了第二玄菟郡的全部区域，至汉末时则已经占据了浑河以南，清川江以北，盖马大山以西，汉长城以东的广大区域。这一区域的相当部分是原玄菟、临屯等郡故地，在高句丽族的积极向外拓展下，成为高句丽的聚居区。
    又如夫余。在夫余族的发展过程中，其居地从来都没有远离汉族居地。夫余族同汉王朝的关系可称世代友好，除新莽时由于民族政策的混乱而有所反目，但光武登基后很快就恢复如初。夫余与汉王朝的交流十分频繁，其国君接受汉王朝的册封，且经常派遣使节朝贺，表现得十分主动。 
    除上述三大强族外，其他的汉代东北边疆民族有很多干脆将自身的居地与汉族居地相融合。如乌桓族基本上整体性地迁入了汉郡地区，从属辽东属国，汉王朝设护乌桓校尉治理之。又如沃沮族，直接接受了汉郡的管辖与治理。除远在临海的部分民族外，汉代的东北边疆民族都或多或少地依附于汉族居地周边，以此来获得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动力。
    2.汉—夷混居状态的形成
    在汉族人口向东北地区迁移以及东北边疆民族向汉族居地靠近的两大历史潮流影响之下，在汉代的东北地区，汉族与东北边疆民族通过频繁的相互接触与交流，彼此认识，相互接受，民族间的隔阂逐渐消融，民族间的居地也不再泾渭分明。
    双方的居地状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先秦时期，华夏族与东北边疆民族之间有着鲜明的界限，秦开破东胡后，将东胡族驱赶到了东北腹地，在燕郡内为燕人，郡外为夷人，双方有着明显的地域间隔。而到了汉代，在东北边疆民族的传统居地内，不仅仅是原本的民族在这里居住，汉族人口通过种种方式自发或被动地来到这里，成为这些边疆民族社会发展中不可缺少的推动力量，汉、夷的界限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逐渐被跨越。自从出现所谓的“华夷之辨”以来，中原地区与周边民族的交流融合就从未停止，“周边民族到中原来，就被中原民族同化，同样，中原民族到周围地区，就被当地民族同化。这种同化过程往往是很快的，不过一两代人，而且进来是华，出去就是夷……华夷之间的差别也并不是绝对的。”［7］就汉代的东北地区而言，这种情形也十分常见，如卫氏朝鲜，是燕人卫满“役属真番、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命者”［3］2985建立的，而卫氏朝鲜之前的箕氏朝鲜，实际上也是从中原地区迁徙而来，故而傅斯年说“朝鲜冽水间，就人民论，久为诸夏”［8］。又如“元朔元年，秽君南闾等畔右渠，率二十八万口诣辽东内属”［6］2817，这一部分秽人后来逐渐融入了汉族。鲜卑所掳掠的汉族人口以及高句丽占据玄菟、临屯故地后所俘获的汉族人口都是如此，更有如汉初时燕、赵、齐人一样主动来到边疆民族聚居地的汉人更是如此。同时，汉郡地区也绝非仅仅是汉族的聚居地，如前文所述，乌桓、沃沮等边疆民族也经常通过种种途径进入到汉族聚居地，在此长期生活，并最终融入了中华民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