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混居状态对汉文化在东北地区的传播以及东北边疆民族文化对汉文化的影响都有着积极的意义，这基本在汉代东北各个民族的身上都能有所体现。以高句丽族与乐浪郡的关系为例，乐浪郡本为汉郡，“自汉置乐浪郡，至该郡为高句丽所并，前后400余年间（前108—313），汉文化大量输入朝鲜……在此期间，朝鲜古文化也输入到辽东、辽西和幽州各郡。”［12］在此期间，汉文化以种种形式影响着高句丽。在生产方式上，汉代的高句丽族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在学术思想上，儒家思想在高句丽十分盛行，诵读中原诗书成为流行的文化活动；风俗上，汉服成为高句丽族的流行服饰；政治上，高句丽臣服于汉王朝，接受汉王朝的册封。同时，高句丽的很多民族文化也流传到中原内地，如其“好蹲踞，食用俎机”［13］的风俗，在中原地区已经广为人知。这种双方密切的相互影响与交流，如果没有长期的相互接触与联系，是不可能实现的。 
    第四，汉—夷混居极大地促进了汉代东北地区的文化艺术发展。
    就艺术性作品而言，汉代东北各边疆民族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在固有的民族性艺术中表现出中原文化的影响。从考古资料来看，辽东、辽西以及各少数民族聚居区都出土了大量带有装饰性纹饰的器物。一方面，这些纹饰广泛地描绘了如鹿、豹、羊、猪、狗、鱼等动物形象，这与东北地区广泛流行的渔猎文化是相吻合的。另一方面，这些充满艺术气息的纹饰中也同样带有中原文化的特征，高句丽、夫余等受中原文化影响较深的地区自不待言，甚至是受畜牧文化影响颇深的鲜卑聚居地也有所发现。如内蒙古察右后旗赵家房村鲜卑墓葬曾出土“长宜子孙”铜镜，察右后旗二兰虎沟墓群则出土了带有双龙纹饰的铜饰［14］，这些都是典型的中原艺术象征手法，被东北地区的边疆民族所借鉴采用，体现出民族审美意识上向中原地区的靠近。文学作品上，东北边疆民族在汉代的创作我们仅见前文所述的高句丽琉璃明王所作一首诗歌，这首诗可以明显看到受《诗经》影响的痕迹。
    汉郡地区则更是如此，辽阳地区曾发现了多处汉代古墓壁画，体现了浓郁的中原文化风格。如棒台子墓葬壁画中有杂技图，其场面宏大，描绘细腻，图中觥筹交错之余，杂技纷呈，浓歌艳舞，人群奔走，在展示了当时辽东地区真实的社会生活图景的同时，亦不得不令人联想起张衡《西京赋》中对长安歌舞杂技场景的生动描写。又如辽阳三道壕遗址中有车马仪仗图，其中的仗马图线条饱满，姿态生动，构图写实，整体造型上令人联想起甘肃武威擂台东汉墓中出土的马踏飞燕汉代铜像，两者之间显然有着共同的文化渊源。总之，无论从任何方面看，“辽阳壁画……继承了中原内地绘画的优良传统……是中原艺术在东北的移植和发展。”［15］文学艺术方面，根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时当有辽东太守苏季擅长作赋，另有乐浪令延年存赋七篇，从形式上看，显示出汉代赋体文学在东北地区的传播。另有高句丽琉璃明王作诗一首，该诗则显然受到《诗经》的影响。
    作者简介：薛成城（1962—），女，副教授，从事艺术史论、艺术设计等研究；李德山（1962—），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东北地方史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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