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民主政治的“修正”
    就政治思想的基本倾向而言，张君劢很早以来所向往的就是英美等国所实行的民主，认为中国应该将其作为政治改革的唯一选择。然而30年代初期，张的思想却一度出现明显变化。他不再把英美式民主看作是完美无缺的经典模式，而是认为其也有若干不如人意的地方，并且按照权力与自由平衡的原则，对其进行了“修正”，这样便产生了他之所谓“修正的民主政治”主张。
    张君劢所以要对英美民主政治加以修正，并非偶然，而是当时国际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使然。
    首先是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对西方议会民主制的冲击使张的认识发生了改变。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自18世纪确立后，其经济一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与此同时，适应经济发展的议会民主制也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到1929年便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爆发，导致民族危机和阶级矛盾的激化，以往行之有效的代议民主制因难以应付而陷入困境。“在意大利和德国，议会民主已经消逝无踪了。在英国，它所起的作用也是残缺不全的。在法国，它好象在政治的污泥浊水中打滚”。[9]总之，人民的自由全面削弱， 政府的权力大大上升，独裁政治受到青睐，这一切不仅引起了西方各界的强烈关注，也引起了一向热衷于议会制民主的张君劢的重新思考。他认为，“欧洲各国近百年来深切觉悟，能知自由民权之真正价值，所以有自治与议会等制度”。[10]这说明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之可宝贵。但这种自由在行使的过程中却出现了“过度”的毛病：“法国革命以来，欧洲政局上似乎重自由而忽权力。如议会政治之下，各党林立，使政府不能安定；如人人有结社之自由，因而工人挟工会以联合罢工。此皆自由权利之过乎其度”。这种过度行使的自由权，如果说在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情况下还无甚大害的话，那么在经济危机发生并引发社会危机的非常时期，就很不适应了。正因为如此，欧洲各国对于议会政治的观念发生了“动摇”，[11]纷纷采取措施对自由加以必要的限制，同时加强政府的权力；个别国家甚至不惜采用独裁政治。张君劢不同意转向独裁，但他对欧洲政治向着强化权力方向发生的变化表示理解，认为其对于应付经济危机之后的形势大有必要，同时也反映了欧洲历史发展的某种必然。由此他联想到中国：中国是否也应重新考虑一下自己的政治走向呢？“我们目击英美德各国在一九二九以降的情形，不能不深切觉悟到应在十九世纪议会政治以外，另外产生一种新政治”。[12]--张君劢原来的信念明显地开始动摇了。
    其次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所面临的民族危机在国内思想界引起的波澜触动了张。南京政权建立后，国民党虽然最后打垮了北洋军阀，宣告了“统一告成”，但实际上中国仍未摆脱分裂的局面。不仅国共两党势不两立，即就国民党内部而言，各派系之间也一直争斗不已。正是在国家严重分裂的情况下，日本趁机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事变，不费力气就将整个东北变成了它的囊中之物。当此亡国之祸空前严重的紧急关头，国民党政府也未尝不思抵抗，但“数月以来，虽宣言抵抗而终于无抵抗，虽宣言定方针，而实则一无方针，何也？内治上本不成为国家，而欲在外交上以举国一致之形对待外人，不可得焉”。[8] 这种严峻的形势警醒了一批关心中国前途的知识分子，一种较为普遍的情绪滋长起来，这就是对腐败无能的中国政府的不满以及对一个统一、廉洁、高效、有能的政府的企盼。一些人甚至被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成功”所迷惑，对独裁制度产生好感，相信一个独裁的政府更能使中国度过民族危机。比如清华大学历史学教授蒋廷黻认为，中国要想自救，实行专制是一个必要的步骤；因为历史上有不少事例表明可以借助专制达到国家统一的目的。蒋氏的这种观点得到了丁文江以及钱端升等人的应和，但却遭到胡适的反对。胡适强调中国只能实行民主，不能实行独裁。理由是民主制度正好适宜于训练像中国这样的“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13]
    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发生于3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民主与独裁”的大讨论。很清楚这场讨论并非空穴来风。张君劢当时也曾就此发表评论，说“这种讨论，一方面是表现我们思想界对于世界思潮的反应；他一方面是表现在这个国难期中，国体尚未确立，大家想从这个讨论中，找到一条路子”。[12]张没有直接参与这一讨论，但他显然认为讨论是有意义的；并且，这场讨论也促使了他对国家前途问题去作进一步的思索。他承认当国家还是四分五裂的时候，统一问题比政治方式问题更为根本，但是他又肯定求得“一种既可以统一，又可以适于国情的政治方式”是必要的，因为如果有这样的政治方式，将会使统一的进程变得“较为捷速”，并且将会“为此危急时期的国家求一件生路。”显然，张在这里所说的“政治方式”已不是欧洲原版的议会政治，张曾明确表示，议会政治“不适于今后之中国”；“继今而后，非有彻底改造之理论与方针，足以使全国同胞一致努力者，不能应付此国难而图中华民族之复兴”。[12]可见，随着“九一八”以后民族危机的加剧和应付国难的需要，张君劢思想中要求对既往政治方式加以“改造”或“修正”的一面更加凸显了。
    综上所述，西方世界发生的经济危机使张对自由“过度”的议会民主制的绝对信念产生了动摇；国内的民族危机以及在危机状态下出现的民主与独裁的思想争论，使张产生了要求尽快实现政治“统一”的愿望，并使他感到了确立一种适于中国国情的政治方式的必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张君劢于30年代初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提出并论证了他之所谓“民主独裁以外之第三种政治”亦即“修正的民主政治之方案”。
    按照张的设想，“修正的民主政治”之主旨在于克服民主与独裁两种政治制度的缺点，而将二者的长处结合起来，以实现权力与自由之间的“平衡”。张认为，这样的平衡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自由与权力原本不属于同一范畴，即自由主要对个人而言，其重在个人自由的发展；权力主要对政府而言，其重在提高政府的效率，故二者可以并行不悖。他提出，发展个人的自由，首先应把重点放在培养国民的自由人格上，使人民养成“自动自发”参加国事的精神。为此，必须承认“思想言论出版信仰种种自由为国民之根本权利”并明确载之于宪法，予以宪法的保障。这样，各人运用其心思才力，“本其所经历而思索之，而发表之，以形成一国之舆论，或思想界之论战”，便不仅有利于维系“国家命脉”，而且也有利于一国文化之“进步”。[28]其次，要建立健全选举制度。要通过教育“把藐视选举的心先去掉”，并通过“公民训练”使人人养成一种“习惯”，即视选举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天职。[6] 再次，为了保障人民的自由，政府权力机构应有相应的设置。应以立法事项保留于议会。但自由虽在保障之列，行政仍有可能专权并侵犯自由，因而为防止此类情况的发生，又须设有“独立的法官”，将人民生命财产等自由权的保障“诉之于司法”。这样，中央权力机构仍保留了三权分立之制。张氏认为，“分权之法，初无碍于行政之统一，可因之而不革”。[11]
    上述三条，是张君劢所开列的保证“国民之自由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他所强调的在政治制度建设中必须加以落实的三个要件。他表示相信，做到了这三条，则“个人享有自由矣”。[11]
    在权力方面，为了提高政府的效率，张君劢提出了由十一条款所组成的政体方案。这一方案概括起来有如下几个要点：
    其一，组织全国一致之联合政府。国家之特征，在于有统一的政府。而政党政治之下政府，往往由各党自为主张，或上或下，以至党重国轻，失却政府原所以为国之意。今日之中国，处于艰难困苦中，故必须“牺牲党见以一心为国之精神组织政府”。这种各党领袖一律参加之举国一致的政府，不仅适用于目前时期，而且应持续至一二十年之久。
    其二，加强行政权力。为克服英国代议政体中议会对内阁的过分干预，以及德国独裁政体中因行政权力行使不当“致陷议会于灭亡”那样的弊端，有必要明确划分立法与行政的权限。要“抬高行政权之重要性，而以国民代表会议之立法辅助之”。国民代表会议由公民选举产生，其主要职权限于监督预算和议订法律，不得对政府行使不信任投票权。第一次国民代表会议还当拟定五年以内之行政大纲交政府执行，但同时须授予政府以“便宜行事之权”，不得随意变更政府之政策。
    其三，建立文官制度。政府阁员虽出于各党，然政务官与文官之界限应严格分清。文官须超然于党派之外。部长的职责在于实行国民代表会议制定的政策，他必须负“行政效率上之责任”。当部长“在财政上有舞弊或违背法律情事”以及未实现其责任目标时，应当令其去职。[10]但常任次长以下的官员可不因部长辞职而更动， 目的是为了防止“政客之猎官与党派之分赃”。[8]当然，对于文官的保障和惩戒， 应该有严格的规定。[14]
    其四，加强专家在决策中的作用。随着国家之经济管理职能的加强，需要解决的技术方面的问题会越来越多，这便需要任用若干数量的专家。为此，国民代表会议中之议员应规定若干成分须有农工技术或科学家之资格；行政及经济方面的详细计划应由专家制订。[10]这样做的好处是，不仅可“使行政趋于专家化或科学化”，[8] 而且还能免去昔日“政客操纵”之弊。[10]
    以上张君劢依据自由与权利平衡的原则所提出来的种种构想，构成了他之“修正的民主政治”的基本方案。他认为，这样一种政治方案，既体现了对个人自由与权力的充分保障，使人民有平等参政的机会，又克服了政党间争权夺利与言多行少的流弊；既保留了议会的立法权与监督权，又使政府的行政权力得到了加强；而文官制的建立与专家的任用，既保持了政府的稳定性，又提高了政府的决策水平。总之，这种政治方案在原则上完全合乎民主政治的精神，在实施上将使党派的操纵作用失去凭借。它“在平时不拘两党或多党都能运用，即假定无党亦可运用；而在紧急时候立刻可以集中全民的意思与力量”。[6] 因而不失为政治学说史上的一大“发明”[10]和“创造”。[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