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政治天平的失衡
    近代政治学说史上，权力与自由一直是思想家们所注目的两个视点。由于所处时代及社会条件的差异，不同的思想家往往在二者之间有所侧重，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英国与德国。在英国，新兴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为冲破教权与君权的束缚，争取自身的自由权利，因而自由主义成了斗争的一面旗帜，也成了包括弥尔顿、洛克以及边沁、密尔在内的许多资产阶级思想家所倡导的重要理论。他们把自由平等说成是人的天赋权力，强调其具有内在的自身的价值，不能被任意剥夺。这种以个人为出发点的自由主义理论深刻地影响了英国社会，英国的代议民主制以及三权分立的政治构架就是这方面的明显反映。与英国不同，德国近代所面临的最主要任务是结束分裂局面，实现民族统一，因而体现在思想家那里，便是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等人对国家本位、民族至上的强调。对他们来说，个人的自由较之国家民族的利益而言，简直算不上什么。与这种情形相一致，极权主义也随着统一德国的建立，而成了德国政治的主色调。进入20世纪之后，上述两支政治学流派有了相互靠近的趋势，其重要表征是英国思想家拉斯基的多元政治论的提出。拉氏在其政治学著作《政治典范》中将“国家”、“社团”、“个人”称为政治的三大元素，主张“国家非主权体也，委之以平均酌剂之任务。个人则设为权利系统以保障之，俾达于自我实现之境。至于社团，如教会如工会之活动范围，有为国家所不应侵入者，更许社团以选举职业代表人权，俾得参与政治之决定”。拉氏的基本观点是：三大政治元素各有一定范围，不能彼此偏废，而应“求其相剂于平衡”。[15]
    作为以政治学为主要专业方向的学者，张君劢很早就接触了近代西方的政治学说，特别是对英国的自由主义理论有过比较细致的研究。拉斯基的《政治典范》问世后，他又将其译成中文正式出版，并在译序中将拉斯基视作继洛克、边沁、密尔之后20世纪政治思想的“正统”。他赞赏拉氏关于国家、社团、个人三者应该“相剂于平衡”的观点，强调拉氏所说是“三项”而不是“三层次”，意即三者无有轻重高下，应该等量齐观。显然，张君劢已经接受了拉斯基的观点。当然张氏在自己的主张中并未突出“社团”一项，因为他觉得中国难以形成强大的职业社团。因此他只强调了个人与国家两项，只强调了自由与权力的平衡。他认为，“一个国家对于自由与权力，仿佛人之两足，车之两轮，缺一即不能运用自如”。他并且指出：“个人自由寄托国家身上；国家全体亦赖个人之自由而得其巩固之道。此即今后立国之要义。从这观点来说，中国民主政治之一线光明，即在自由与权力平衡之中”。[10]
    拉斯基主张国家、社团、个人三者相剂于平衡，张君劢采用同一思路主张自由与权力平衡。然而在张君劢那里，自由与权力是否真的如他所说达到了平衡呢？这一问题还得由张氏自己来回答。前已指出，张氏在政治上自有他的民主主义思想，但在特殊的时空条件下，他又不能因为执著于理想而置眼前特殊的政治任务而不顾。30年代的中国正遭遇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国难当头，个人与国家相较，显然国家的生存处于首位，个人必须服从于国家。这样，“英国的”政治与“德国的”哲学（张曾说他在政治上是英国的，在哲学上是德国的）便在张氏思想中发生了碰撞，碰撞的结果，虽然在原则上保留了“英国政治”的领地，但在实际上，却是“德国哲学”占了上风。于是，平衡的政治天平发生了倾斜。这一思想的碰撞过程对张本人来说并非毫无意识的。他曾说：“（英国）自由主义者，以个人为原始的（Primary）， 而国家为引导的（derivative），反之如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之主张，以国家为原始的，而个人为导引的。而吾人之地位，则介于二者之间，二者之为原始的因素同焉，然其所司之职掌大异，自心能之发展言之，不能不让个人属于第一位，自民族之保护言之，不能不让国家居于第一位，故二者之或轻或重，当视其时代的要求而定。吾民族之在今日，正为存亡绝续之交，其不应以个人驾国家而上之，有断然也”。[8]由此可见， 张氏强调国家对于个人的优位是基于“时代的要求”所作的自觉选择。在另外的场合，张氏也说过一国之制度“得依他的环境情势与时代要求而设法变化之，以得适应”之类的话。[6]
    正因为如此，在“修正的民主政治”主张中，张氏明显地表现出偏重于政府一方的权力主义倾向。他指出，目前英意俄德等国都遇到了不同的困难，为了解决困难起见，各国的政治都表现出“举国一致”、“注重力行”、“权力集中”三方面的特点。“我们国家处在这个时候，尤其是在今日严重困难期中，以上三点，皆是我们政府组织中所应具备的”。因为“既要排除困难，一切政策应向此目标进行，自然一切大权应集中于政府手中，让政府可以放手去做，用不着象十九世纪议会可以多方牵制政府”。[12]当然他并不认为这有违于“民治原则”，也未因此否定个人自由。这位师从非理性主义大师柏格森、倭伊铿的弟子，从来就全面认同乃师的观点，即人的精神是创造世界的本原，人是具有最高价值的目的本身。不过当他将个人引入与国家的关系时，个体的位置便自觉或不自觉地迅速后移。他说：“国家之基础，在乎民德民智民力，人民而发达也，斯国家随而发达；人民阻滞也，斯国家随而阻滞”。又说：“一国之健全与否，视其各分子能否自由发展，而自由发展中最精密部分，则为思想与创造之能力。所以自由发展亦为立国不可少之要素。”[10]显然，张氏这里关于自由之必要性的论述，已不是站在个体的立场，而是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即认定发展自由主要是对国家民族有利，而不单是对个体有利。这样，自由本身的价值就落实到现实功用的层面，即所谓“价值理性”让位给了“工具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