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之际，虽战乱频仍，政局动荡，但随着生产力的显著提高，农业、手工业生产发展迅速，城镇商业尤其繁荣，社会文化在百家争鸣的氛围中，更是达到了古代史上绝无仅有的高峰，社会的确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战国封建说者们认为，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进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战胜了腐朽的奴隶主阶级，以封建制代替奴隶制，推动了社会的前进。从而一般将春秋战国之际社会发展的原因，主要归结为阶级斗争的结果。我们经过详尽的考察，认为春秋战国时期土地私有制并没有确立，更没有产生什么新兴地主阶级，〔1〕因而其社会发展决非什么阶级斗争推动的结果，而有其客观具体的综合条件。
    一
    西周时期，在严格的宗法制度的框构下，造就了一个以血缘族团为单位，以亲疏等级为纽带的层叠式社会结构。所谓“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土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2〕其中秩序繁杂， 等级森严：“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3〕各级贵族、平民，乃至各类奴仆都被束缚在这个繁文缛节，层层压迫而令人窒息的社会结构中。
    同时，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也与血缘宗法组织结合在一起，“在世族制全盛的春秋中叶以前，贵族经济的基本单位是父系大家族而不是个体家庭。”〔4〕而平民经济的基本单位在春秋时期以前， 也主要是家族村社。〔5〕正如吴浩坤先生所指出的：“当时的宗族确是一个紧密团结的政治经济实体，也可以目之为社会结构的基本细胞。”〔6〕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人的行为举动都要受到宗法族规、等级礼制的约束，在经济生活中一般没有私有者的身份，无法独立操作经营，而被束缚在村社血缘共同体中。《汉书·食货志》载：“春令民毕出在野，冬则毕入于邑。……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当“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就是“肇牵车牛远服贾”，也同样“用孝养厥父母。”〔7〕
    春秋时期，在社会的激烈动荡和村社逐步分田到户的生产关系变化中，使人们切实体验到“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迟也。”〔8〕尤其是生产力的发展， 铁制农具与牛耕的出现，其威力之大，使个人或以户为单位独立进行农业生产成为可能。晏子说：“服牛死，夫妇哭，非骨肉之亲也，为其利之大也。”〔9〕这样，村社将土地分配给农户分散经营的生产关系慢慢固定下来，而西周那种“千耦其耘”的集体耕作场景逐步消失。
    很自然，这一进步使“民不肯尽力于公田。”〔10〕诸侯国为维持国家财政收入的正常运转，只得进行租税方式的改革，从“相地而衰征”到“初税亩”、“初租禾”，都是将“藉公田”的集体劳役地租，改变为履亩而税的家庭实物地租。这一改革措施，不存在土地私有制方面的任何内容，然而它却为村社共同体的最终解体，确立农户分散独立耕作上税的生产关系，提供了国家政策依据。也就是说，家族村社的解体，农户个体家庭成为基本经济单位的社会发展进程，由国家的这个改革措施得以确认，从这个意义上说，“初税亩”确实大大激励了农业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到战国时期，五口百亩独立的小农家庭已相当普遍，这就意味着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因此，铁制农具得以迅速普及，牛耕也被全面推广，而个体农户为提高生活水平，更是勤奋劳作。“今也农夫之所以早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多聚叔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故不敢怠倦。”〔11〕并逐步总结出包括深耕、灌溉、施肥等一整套精耕细作的经验，伴随一年两熟制的推广，农业产量得到很大提高。
    随着各国政治斗争的日趋激烈和社会各方面的发展，贵族的宗法制度到春秋中叶开始全面崩坏。《左传·昭公三年》，叔向在与晏子互述国内情况时，论及晋国“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栾、卻、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晋之公族尽矣，肸闻之，公室将卑，其宗室枝叶先落，则公室从之。肸之宗十一族， 唯羊舌氏在而已。”有如此之多的贵族落泊，可见政局动荡之厉害。晏子也说齐国“此季世也”。看来，各国情况都相类似。许多贵族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被剥夺地位与财产，或出逃外国，或“降在皂隶”。许多贵族由于亲属关系的疏远已自然没落。这样，贵族宗法制度得以实行的社会基础在逐步消亡。
    贵族地位的动荡与下降，使其宗族组织很快解体，使大部分贵族经济的社会基本单位，开始走向个体家庭。刘克甫在《两周金文“家”字辨义》中总结道：“‘家’字从殷代到战国确实在其字义上有很大变化。总结一下，其演变可归纳为三个阶段：（1）氏族宗庙→（2）氏族（宗族）→（3）个体家庭。卜辞中‘家’字有第一种意义， 但第二种意义已经产生；西周金文中‘家’均属第二种意义，春秋时代的文献中‘家’尚有‘宗庙’之义（《左传·昭公十六年》‘立于朝而祀于家’）但第二种意义占大多数；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家’的第三种意义才开始出现。”〔12〕对于贵族来讲，春秋后期开始出现独立意义上的个体家庭观念，应大致不错。这样，许多贵族开始脱离宗法制度的庇荫与束缚，以个人身份或家庭名义去社会上闯荡。越国大夫范蠡想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13〕便毅然辞官，去陶邑经商而三致千金，名扬天下。如在宗法制盛行年代，一国大夫以个人家庭的名义，去辞官经商，恐怕是难以想象的。
    孔子出身宋国没落贵族，春秋后期孤身在社会上奋斗，“少也贱，故能多鄙事。”〔14〕后开办私学招收弟子，游说君主，一生坎坷。再如齐国田单，乃“齐诸田疏属也，湣王时，单为临淄市椽，不见知”。〔15〕所谓“疏属”，应是田氏贵族中某一分支，而“市椽”只为管理市场之小吏，地位很低。可见没落贵族地位已等于平民，为了谋生，什么活都得干。
    贵族宗法制度的衰败，使原来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贵族地位下降，落泊街头，干起粗活；而许多庶民，甚至有些奴婢的地位都在各种机遇中上升，如以勇敢赢得军功，用智慧换取官职，或在工商业经济中大显身手等。最引人注目的是：“由于士阶层适处于贵族与庶人之间，是上下流动的汇合之所，士的人数遂不免随之大增。”〔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