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在古代主要指战士，到春秋战国之际，由于社会需要逐步转化为文士。社会中这一知识阶层人数的大增，使当时社会的思想文化发展取得灿烂的成就。一些原来属于贵族的士人，开始将许多上层文化传向基层，“由于孔子‘有教无类’，他遂将古代贵族所独占的诗书礼乐传播到民间”。〔17〕其他各阶层出身的士人都开始建立和宣传各自的学说、主张，从而造成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局面。
    当贵族政治衰落之时，各国君主和大臣养士成风，并起用士人辅政为官，士人在各国政治中的作用日益明显。战国时期各国政治间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便是挑选什么样得力的士人辅政的竞赛。“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18〕这样，各国便从西周的旧贵族政治转向了君主与士人（或军功官僚）联合的政治。在这个转型过程中，由于政策的不稳定，使政治经济诸方面的统治显出一定的松弛。也使各类士人在当时政治、文化的发展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上述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当时最为明显的社会特点是：“社会升降的变动，极为活泼，蔚为中国历史上最有活力的时期。”〔19〕这一现象的实质是：社会各阶层的人们通过当时统治松弛的有利条件，进行各种形式和内容的竞争，即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中展开着优胜劣汰的竞赛。这一竞赛将原来等级森严而沉闷僵滞的社会顿时搞得活跃起来。
    总之，“春秋以前由于旧的血族团体的长期存在，并且始终结成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政治经济实体而不可分割，这便是当时普遍盛行宗法制度的社会基础。”〔20〕当这个宗法制度的旧社会基础结构一旦崩溃，个体家庭成为社会的基层活动细胞，个人也开始有了用武之地，而新的社会统治结构又没有最后完成，正是处于这样的社会转型期中，春秋战国之际顿时涌现出一股无序的活力，使各阶层中的各类人都能在社会发展中，根据自己的能力，挑选一个合适的角色，演出了一幕幕精彩纷呈的悲喜剧。
    二
    春秋时期，出现了一种取其地而迁其民的大国侵展政策。 公元前693年，“齐师迁纪郱、鄑、郚”。 杨伯峻注：“郱、鄑、郚为纪国邑名，齐欲灭纪，故迁徙其民而夺取其地。”〔21〕公元前684年，“宋人迁宿”。是宋国“迁其民而取其地也。”“《元和郡县志》十，泗州宿迁下云：‘春秋宋人迁宿之地。’则以今江苏省宿迁县为宿民被迫迁徙之地。”〔22〕这里，宿民虽是被迫迁徙，但迁往何处，看来可自由选择，只要是空旷无人之处。所以宿民将所迁之地取名“宿迁”，沿用至今。
    公元前660年，“齐人迁阳”，也是“盖齐人逼徙其民而取其地。”〔23〕公元前635年，晋文公勤王有功，周襄王“与之阳樊、温、 原、欑茅之田”。“阳樊不服，围之。 苍葛呼曰：‘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谁非王之亲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杨伯峻注：“出者，放之令去也，取其土地而已。”〔24〕即同意不愿臣服的居民自由迁徙他处。
    为什么会采取这种政策？其重要条件之一，就是当时地广人稀，许多地方都荒无人烟，各国之间也没有严格的疆界划分。“东迁之初，郑所迁之地为邻近周东都之区域，然郑君与商人‘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藋而共处之’（昭十六年）。春秋初年，秦、晋逼迁戎于晋之‘南鄙’，亦近周畿之地，然其地为‘狐狸所居，豺狼所嗥’，诸戎‘除翦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始能居人。至春秋之末，‘宋、郑之间有隙地焉’。……是等皆可证春秋时人口之稀少，虽中原中心之地亦然。”〔25〕因此，当时被迫迁徙的人们，只要付出一定的劳动，是有相当的空间可供他们选择重新安排生活的。
    随着宗法制度的崩坏，村社血缘共同体的解体，个体家庭成为独立的经济单位。这就为分散单独的人户迁徙活动提供了条件，《诗经·魏风·硕鼠》便反映出一些农户不满贵族的欺压剥削，要重新寻找“乐土”。这类重新寻找生活乐土的农户，当时还为数不少。《管子·戒篇》说隰朋“握路家五十室”，就是救济过路的五十户贫苦人家。前述宋、郑之间隙地，也就是由这些移民开发为六个邑，可见移民人数之多。
    春秋后期，各国贵族间展开殊死的夺权斗争，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吸引农户来自已领地，以增加生产，壮大势力。最典型的例子便是齐国陈氏用“以大斗出贷，以小斗收”的办法来拢络民心，“陈氏厚施也，民归之矣。”“归之如流水。”〔26〕最后取得了齐国政权。
    《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吴问》中记载，晋国范氏、中行氏、智氏、韩、魏、赵各家，在领地采用了不同的亩税制。孙子断言，赵氏亩制大，税收少，必定取胜。这里，显然也是把各贵族的农业政策能否吸引农户，作为衡量其在斗争中胜败的关键因素。
    到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发展生产，壮大军队，增强国力，更不遗余力地招徕人民。如《商君书·徕民篇》要求秦政府采取减轻赋税徭役，并分给田宅的政策，以招徕三晋移民。秦国地广人稀，这方面很有条件。同时，李瑞兰说：“商鞅变法时，为求‘民不逃粟’，即不避耕战，方建议下令‘使民无得擅徙。’想借此将民固着在土地上，壹民于农。就可以反证，此前，秦民在境内似可自由迁徙。”〔27〕
    《管子·问》载：“外人之来徙而未有田宅者几何家？”政府要掌握外来移民有无田宅的情况，或可授之。“国子弟之游于外者几何人？”国家也允许国民外游或徙居他国。“外人来游在士大夫家者几何人？”“问乡之良家其收养者几何人矣？”可见有一些贵族官僚，乃至富裕平民，在家中收养外来移民，以为己用。这些都清楚表明，在齐国人民迁徙较为自由。
    就连地狭人多的三晋国家，也给予外来移民较好的待遇。《睡虎地秦墓竹简》中“为吏之道”，抄录了一条《魏户律》：“二十五年闰再十二日丙午朔辛亥，告相邦：民或弃邑居壄（野），入人孤寡，徼人妇女，非邦之故也。自今以来，叚（假）门逆吕（旅），赘婿后父，勿令为户，勿鼠（予）田宅”。这“假门，假人之门，即借宿、寄寓之意，这里用以指代寄居于别人家中的流民。”〔28〕魏安釐王二十五年，即公元前252年，已近战国末年。这条魏户律可以反证，在此之前，魏国对于假门逆旅，赘婿后父之类外来移民，既“令为户”，且“予田宅”。
    程涛平在《春秋时期楚国的平民阶层》一文中，论证了“楚民一般有迁徙的自由。”〔29〕就连一丁点大的滕国，“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自楚之滕，……愿受一廛而为氓。”〔30〕都乐于接受外来移民，并授以田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