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业发展繁荣的基础上和星罗棋布的商业城镇的中转作用下,各地物产开始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流通。“山西饶材、竹、毂、、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柟、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40〕这类史料在诸子百家著作中还时可瞥见,可以说,战国时期全国市场初步形成。所以虽经秦的残暴统治和多年战争的破坏,“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41〕汉初商业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完全建筑在战国全国市场已初步形成的基础上。 这样,由村社体农业自然经济为主导的“工商食官”的西周时代,发展到个体农业自然经济与私营工商业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春秋战国之际,其中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日益重要和明显。《管子·乘马》云:“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42〕商业已是当时人民的衣食之源之一,也就是说,普通民众包括农户的日常生活,已离不开商品市场。 在市场竞争中,工商业者必须竭尽自己的聪明才智,“设智巧,仰机利”,能够“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弃。”一旦把握时机,个个都“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不遗余力地去追求财富。如果“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便可能会破产失败。〔43〕商人所谓要“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价)。”〔44〕就是要根据国家的各种情况,分析了解市场信息,把握好货物的价值与价格的关系,调节各地的供求矛盾,以求得最大的利润。商人的这种劳动,既繁荣了商品市场,满足了人民生活的需要,又自觉平衡了各类生产的规模,促进了经济的全面发展。商业的重要地位导致商人进入“士农工商”的行列,成为被普遍承认的社会基本劳动群体之一。 在这样的市场经济发展中,诸侯国统治者为控制经济,牟取利益,也不能不通过市场进行操作。李悝的“平籴法”便是国家利用市场平衡粮价,以稳固小农经济基础。《管子》轻重学派要求国家利用市场物价的涨跌趋势,或人为地制造价格差,来垄断商品市场,控制大部分的粮食、货币,从而操纵全国的经济命脉。这里,国家时要与商人发生冲突,以争夺市场的控制权。这种争夺,如果建筑在平等的基础上,也会有利于市场的繁荣,可是统治者常常会加入超经济的强制手段。 由于全国市场的形成,诸侯国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市场争夺、物价控制诸方面的经济斗争。“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济于大海,观风之所起,天下高则高,天下下则下;天下高我下,则财利税于天下矣。”〔45〕就是说,诸侯国要根据各国的市场粮价,定出自己的价格对策,以控制粮食诸重要物资的市场流向。不能因为本国粮价偏低,造成谷物财货流向外国,而本国国力下降的局面。所以说:“为诸侯则高下万物以应诸侯。”〔46〕即要明察物价形势,以驾驭全国市场。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看到,在中央集权经济制度(如重农抑商之类措施)没有完成之前,春秋战国的市场经济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并在当时的社会发展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以至一些统治者已觉察到:“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47〕市场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在当时已被认识到相当的高度。 春秋战国之际,诸侯国统治者所实行的一些其他开明政策,对当时社会的发展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这些并不属于主要方面原因。 综上所述,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因与动力,从总体上来说,是由于旧社会基础结构的崩溃而新社会的统治模式又没有完成,所造成的松弛状况,从阶级升降的频繁,士阶层的活跃,自由的迁徙、择业环境,到市场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个体家庭成为基本经济单位,从而对人的解放,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激发了社会深层次的活力,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发展。 然而,当新的严酷的统治模式逐步完成,具体来讲,就是法家改革的实现,新社会结构的完成,人民又被套上新的枷锁,社会发展很快就停滞僵化起来。所以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发展,并非什么新的阶级产生,通过阶级斗争建立新社会所致,而是社会转型期所出现的统治松动所致。 注释: 〔1〕参阅拙作《春秋土地私有制问题的商榷》、 《学术月刊》1993.3及《战国新兴地主阶级说质疑》、《社会科学战线》1993.4。 〔2〕〔3〕《左传·桓公二年》,《左传·昭公七年》。 〔4〕徐鸿修《试论西周春秋时期的贵族经济》, 《文史哲》1979.1。 〔5〕参阅拙作《西周春秋时期平民血族组织初探》, 《上海师大学报》1988.1。 〔6〕〔20〕吴浩坤《西周与春秋时代宗法制度的几个问题》, 《复旦学报》1984.1。 〔7〕《尚书·酒诰》。 〔8〕《吕氏春秋·审分》。 〔9〕《晏子春秋·内篇谏下第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