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各国特别欢迎有知识有能力的士人前来辅政定居。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士人以游为常，周游任职各国，人称为“游士”。当时规模较大的士人流动群有二：一是避难出逃的贵族所组成，一是各学派大师率其弟子所组成。当时这二类士人流动群产生的频率还相当高，时可在史籍记载中遇到，也说明士人迁居之自由。
    总之，在上述各种条件下，加上土地私有制并没有确立，中央集权的地方统治秩序也没有完成等情况，虽没有哪一国正式宣布人民可以自由迁徙，而实际上却造成了迁徙较为自由的宽松环境。《战国策·秦策一》说：“赵氏，中央之国也，杂民之所居也。”中原国家民居之杂，应是迁徙频繁的结果。
    在迁徙较自由的条件下，随着社会各方面的长足进步，民众从业也有了一定的选择面。各人可以根据社会的需要、价值的高低、获利的多少及个人的能力、喜好，选择务农、做工、从商或者入仕等。
    《商君书·农战篇》指出：“见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贾之可以富家也，技艺之足以糊口也。民见此诸便且利也，则必避农。”就说明秦国至少在商鞅变法前，民众有选择职业的自由。《管子·问》云：“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几何人，身何事？”齐国的有田之士不耕作，必然改做其他行业，而政府并不反对。
    在一些诸侯国统治者开放山泽之利的条件下（详后），很快又涌现出一批从事商业、冶铁业、盐业、采矿业、珠宝业诸方面的私营工商业者，例子就不胜枚举了。前述，范蠡还弃官从商，成为巨富。
    而吕不韦在衡量了“耕十倍、商百倍、官无数”的利害关系后，毅然弃商入仕，投机辅佐秦王，居然也位极人臣，富贵一时。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道：“中牟之人，弃其田耘，卖宅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有如此多之人弃农从学，就是为了一官半职。“战国时对军功官僚的任命，并不以出身、履历为限，几乎任何阶层的人士，只要表现出相当的能力，有一定的机遇，或获得军功，就能跻身其间。”〔31〕为官从政都如此开放，更何况其他职业。说明当时选择职业之天地的确十分广阔。
    较为自由的迁徙和择业的宽松环境，给社会发展带来了最基本的必要条件。西周时那种“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32〕的礼制宗法社会被完全改观了。随着血缘族别的互相混杂，职业分工的大量增加，贫富贵贱在重新分化组合，国野差别在逐步消失，在某种程度上也减弱了民众对宗法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原来等级森严的宗法社会秩序被基本打破。这样，又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发挥出最大的能量和全部的能力。经过人们艰苦卓绝的勤奋作业，大片荒原得到迅速开发，山泽资源得到积极利用，由此自动调整着人口与地力的矛盾关系。同时，人才得到流动，各地经济文化在不断交流。各类竞争带动全面发展，一句话：一盘棋开始走活了。
    三
    社会基本经济单位由宗法血族组织下降到个体家庭，即由不自由的财产形态发展到较为自由的财产形态，再加上较为自由的迁徙，择业条件，使人们在经济生活中，能以私有者的身份进行竞争，这应是促进当时私营工商业兴起和发展的首要因素。
    傅筑夫说：“特别是到战国年间，随着经济的变化，引起社会的动荡，使旧的统治秩序陷于混乱。同时，在所谓‘周室衰，礼法堕’和‘嗜欲不制，僭差无极’的情况下，松弛了对‘末业’的约束力量，从而使工商业特别是商业有了相当长时间的自由发展。”〔33〕当时一些诸侯国统治者出于实际情况的考虑，无法再拘泥于“工商食官”的传统中，开始对工商业改变政策。《管子·轻重篇乙》在论及齐国的冶铁行业具体操作方式时，借管仲之口说：“今发徒隶而作之，则逃亡而不守；发民，则下疾怨上；边境有兵则怀宿怨而不战。未见山铁之利而内败矣。故善者不如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又杂之以轻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则民疾作而为上虏矣。”这一因时制宜的工商业政策的改变，不但使国、民二利，而且给私人工商业者以宽广的活动天地。所以，该政策为当时许多诸侯国所效仿，如魏惠王就曾“发逢忌之薮以赐民。”〔34〕当时各国的一些工商业者便是由冶铁业而发迹的，如“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鲁人俗俭啬，而曹邴氏尤甚，以铁冶起，富至巨万。”〔35〕
    其他方面的工商业也同样得到统治者的首肯而逐步发展。其中商业的地位尤为特出。如郑国，政府与商人“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若违背誓约，郑国就会“失诸侯”。〔36〕足见商人地位之重要。孔子的弟子子贡，退学从商，“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骋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抗礼。”〔37〕齐国统治者更是一贯较为重视与扶持商业，其例子就不赘举了。
    随着商业的发展，市场管理也逐步到位。《周礼·地官》记载了当时各类市场的情况，以及各种专门官吏对市场的管理，包括政教刑法治安，制定度量衡，征收赋税，平稳物价，禁止伪劣商品上市，与商贾订立合同等市场规则，对繁荣市场有一定作用。其中虽不免有后人理想的成分，但不至于完全杜撰。《周礼》成书于战国之后，应反映出当时统治者重视市场经济，以发展工商业并增加国库收入的一种进步的治国方略。
    以上诸项构成了春秋战国之际私营工商业发展的时代契机，从而造就了一批全国闻名的私营企业家，如陶朱公、猗顿、郭纵、寡妇清、乌氏倮等。并在商业贸易理论领域也出现了计然、白圭诸经济思想家。
    随着工商业的蓬勃发展，在各地交通便利，人物荟萃之地，或在旧城的基础上形成一批繁华富庶的商业都会。许多商城“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38〕张鸿雁指出：“应该说春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构成之重要转变时期之一，比之西周时代城市人口构成，春秋时代最大的变化是私人工商业从‘工商食官’的羁绊中走出来，成为城市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影响着整个城市社会人口构成的衍化和转变。一反城堡、都邑政治、军事、宗教中心的历史，使具有经济中心意义的城市开始出现。”〔39〕这一城市人口构成的变化，与上述较为自由的迁徙与择业条件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