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君劢的这种倾向于权力主义的主张，如果联系到他对国家的定位，便更为明显。他基本上认同黑格尔的主张，即国家是“普遍意志与全体意志之合一体”。[16]从这一观点出发，他把国家称作“公器”，强调国家“超出个人之上”，具有公共性、普遍性和永恒性，即“自性”[10]。国家是“本体”，是“目的而非手段”。[16]这种将国家本体化、目的化的观点，必然导出个人只有在普遍意志中才能发展自由，以及为了国家利益个人必须牺牲自由的结论。同时，张君劢早在30年代初国社党成立之时已经明确提出民族的公益是一切私益的基础，没有公益，“则各人的私益亦无所附丽”。而到1938年，他更明白指出：中国国家社会党“根据最高理论上若干基本观念，如民族一体、个体自由、社会平等、政治效率等，改造全体的国家，使其全盘如一个有机体，而能运用自如”。[6]依据这些说法，民族、国家即是一个有机体， 个人的价值与意义只有作为民族或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才有可能。这也将导致个人主体的缺乏或个人价值之独立性的丧失。
    这种权力主义的倾向，当然也体现在“修正的民主政治”之具体方案中。前已提及，张君劢曾提出十一条政治方案，但此十一条之“大宗旨”，据张自称，在于“集中心力”“向于建国事业之同一目标”；而要达成此目标，便不能“以议员多寡之比较为张本”而应“以民族一体政治一体之自觉为前提”。本着这一大宗旨，张在拟定十一条方案时，把重点放在“议会政治流弊之矫正”上，[8]即主要放在克服19 世纪议会政治下“重自由而忽权力”的弊病上。[10]从前文所概括出来的十一条中所包含的四个要点中不难看出，十一条方案的确立充分体现了张氏的这一意图，无论是统一政府之组织，还是国民代表会议权限之限制；无论是五年行政大纲之制定，还是政府便宜行事权之授予；乃至文官制度，专家任用，等等一系列主张，无不集中到一点，这就是加强“政府”的权力，突出“国家”的地位。因为在“民主政治”的框架内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权力扩张的要求，所以张君劢得意地宣称：“独裁政治的长处已吸收在十一条之中了”。[12]
    总之，在张君劢“修正的民主政治”主张中，尽管其所标榜的总原则是自由与权力的平衡，其所追求的政治目标是为了找寻一条既区别于代议民主制又区别于独裁制的第三种政治形式，但是由于“修正”的重心是去代议制自由过甚之弊，取独裁制权力集中之长，因而体现在具体的制度构想中，便是对权力的强化。重视权力的权力主义倾向，形成了“修正的民主政治”的重要特色。
    在30年代中国所面临的特殊国际国内形势下，张君劢提出“修正的民主政治”方案，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双重要求。一方面，通过参政的多元化，改变资产阶级的在野地位，使其有机会参政议政；同时通过明确议会与政府的权限，实行文官制，尤其是发挥专家在国家决策中的作用，使决策过程能够体现资产阶级的“民意”，从而使国家走向民主。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加强政府的权力，实现举国一致，以使中国在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政府领导下，摆脱长期遭受的外族压迫，成为享有平等国际地位的民族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这两个方面虽然都与资产阶级的切身利益分不开，但它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走向近代化的某种愿望，因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同时，如前所述，自由和权力是政治学说史上的一对中心议题，也是以往的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中未能圆满解决的一对矛盾。张君劢以独特的理论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究，并提出自己的构想，在政治学说史上也具有一定的价值。当然张氏这种探究的意义是非常有限的，他的所谓“修正”，从理论上讲并未产生也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第三种政治”。因为政治形式的某些改变并不能导致一种新型国家政治的出现；所谓自由与权力的平衡，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也不能真正获得。另一方面，从实践上讲，张的所谓“第三种政治”方案是为中国而设计的，其所谓“修正”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针对现行中国政治而言的。但是在现代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他的主观设想不可能成为现实。不仅如此，出于理论的需要也是出于现实的考虑，张对一党专政体制给予了相当的迁就，说什么按照他的想法，“万一只有一党，表面上或许有点类似一党专政，而实际上却依然是民意政治”，故对于“一党的事实上存在”没有“矫揉造作加以不容许”的必要。[6] 这些言论不仅无助于使现存政权“民主化”，反而有可能成为论证现存政权合理化的借口。因而尽管张君劢主观上确实希望把中国政治引上合乎资产阶级利益的轨道，但面对现实，他却又无能为力，从而不得不使自己的主张大打折扣。
    近代中国许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最初的政治信仰和价值追求都是英美式的自由主义。30年代，由于特殊的社会环境，他们暂时降低了自由主义的要求而迁就权力主义，企图以支持现存政权的方式统一全国，抵御外侮，同时换得自己入朝参政的机会。然而倡导权力主义的结果，不仅不能实现国家的独立和统一， 参政的希望也归于幻灭。 于是到30年代末以至40年代，他们又重新高举起自由主义的旗帜，高唱自由、民主和人权，在战时和战后演出了一幕又一幕民主宪政运动的话剧。张君劢这一时期的政治主张及其实践，正是资产阶级这一时期政治动向的写照。经历了30年代的教训之后，张在其政治天平上卸下了权力一端的砝码，并随着对自由的再度重视逐渐恢复了自由本身所固有的价值，这样便有了他在战时宪政运动中的活跃表现，在政协前后为制宪而进行的积极奔走，以及在“宪法十讲”中关于“人权为宪政基本”命题的提出。这样，到40年代以后，张氏的“修正的民主政治”主张连他自己也不愿再提起了。
    收稿日期：1999-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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