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步履匆匆，当人们径直奋勇向前时，蓦然回首，却发现自己已站在了世纪之交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已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征程。在近五十年中国所取得的辉煌业绩中，考古学的发展及其所取得的成就丝毫不逊于这个时代，尽管经历了多少崎岖曲折，尽管还留有多少遗憾，然而新中国的考古学以其自己的辉煌昂首挺进21世纪。
    一、中国考古学发展的若干阶段
    为了凸显近五十年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突飞猛进，需简单地回顾一下本世纪前半段考古学的起步与初步发展。
    1.中国考古学的发轫（1928年前）
    “考古”一词最早见于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寇水》，此时的“考古”含义仅仅是指考核考证古代事物。北宋吕大临作《考古图》，“考古”取意“有意于古者，亦将有考焉”，实为金石学的代名词。从《考古图》的印行至1928年前，是有着许多杰出贡献的中国金石学时代。无论是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还是流沙坠简的发现本身，都只能为金石学划上亮丽的最后一笔而无法超越金石学的藩篱。
    真正终结金石学的是考古学。现代考古学以田野考古的科学性而奠定了自己的牢固地位。西方考古学在19世纪臻于完善，且日见兴盛。本世纪初，作为帝国主义逐鹿地点的旧中国被迫洞开门户，在掠夺性的文物发掘中，田野考古作为一种学习和研究的手段与方法也开始通过各种科学的和非科学的途径传入中国。王国维在清华研究院任教中国古文字课时，提出了著名的两重证据法，这表明田野考古发现已经深深影响了传统学问的治学方法及学者的世界观。瑞典人安特生虽然是作为调查中国矿藏的顾问而受政府派遣来华工作的，然其最大的成功则在考古学上，特别是1921年仰韶文化遗址的发现。李济认为，安特生实际上是第一个通过自己的成就在中国古文物调查中示范田野方法的西方科学家。1921年、1923年在北京周口店先后发现两颗人牙化石，1927年又发现一颗人的左侧下恒臼齿，这一前所未见的发现即后来被定名为“北京人”的牙齿。仰韶文化和北京人的发现这一划时代的科学成果拉开了中国考古学“十月怀胎”的序幕。
    2.中国考古学的诞生（1928-1937年）
    第一次由中国学者自行主持的田野考古工作，是1926年李济邀请袁复礼共同进行山西汾河流域的考古调查并在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主持的发掘。但这次调查和发掘属于国际合作的性质且发掘的规模很小，故尚不能算是由中国学术机关独立进行的考古工作。
    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内设考古组，这是中国第一个从事田野考古和考古研究的现代学术研究机构。同年10月史语所考古组主持了殷墟第一次田野考古发掘，这是中国学术机关独立进行科学发掘的开端，似雄鸡报晓一般宣告了中国考古学的正式诞生。自此以后至抗战前的1937年6月，殷墟又进行了14次发掘。这15次的发掘， 前后持续10年，规模宏大，所获甚丰。如果说甲骨文的发现导致了殷墟的考古发掘，那么殷墟的田野考古则以科学的发掘资料证明了商代后期都城的存在，从而证明了古文献中记载的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王朝--殷商王国的存在。这是中国考古学对中华文明乃至世界古代文明研究的杰出贡献。中国考古学一经诞生，就以其科学性和实用性显示出了自己独特的存在价值。
    殷墟和其他一些重要的考古发掘成果成为中国考古学的良好开端，并为中国考古学的良性发展开辟了道路。中国第一代的考古学家筚路蓝缕，在借鉴外国现代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同时，摸索出一套适合中国特点的田野工作方法，积累了一批通过正规发掘而得到的科学资料；在思维方式和世界观上彻底突破了金石学把玩器物的消遣心态，显示出了他们深邃的学识智慧和坚忍不拔的毅力。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不论是在学术上还是思想上都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3.中国考古学的积蓄（1938-1949年）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一些正在进行的考古发掘被迫中断，一些学术团体迁往内地，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在西南西北进行了有限的发掘和研究，并有较重要的收获。解放战争时期，田野考古处于停顿状态。
    近五十年新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可以分为两大阶段：
    1.中国考古学的初步繁荣期（1949-1972年）
    如果说，本世纪前半段的考古学的发展仅仅是个别地区的个别发现，考古学文化的框架还远未建立起来的话，那么本世纪的后半段，考古发掘和研究的主要精力则放到建立我国各考古学文化的谱系这一基础性的建设上。新中国初期，中央政府就迅速地建立、恢复了考古机构，建立了文物保护和考古发掘的工作体制。1952年起，中央文化部和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四届“考古工作人员培训班”，对各地文物单位的300多名专业人员进行了短期业务培训， 这批学人遂成为新中国考古事业的中坚。北京大学等高等学府设立的考古专业，又培养了大批科班出身的考古工作者。人才的培养把考古的火种撒向了祖国各地，从而可能将考古田野工作推向全国，进而力争在地域上消灭空白，在时代上填补缺环。这一阶段逐步形成了以配合基本建设为主，主动发掘为辅的田野考古的体制。在一些面积大、性质重要的遗址地点建立田野工作站，使之成为考古的常设基地，这是中国考古学的创举，既推进了祖国的经济建设，同时也在经费和项目上得到了有利的支撑，从而更好更快地推进了考古科学的学术性发展。
    这一时期，较大的田野发掘比较集中于黄河流域。旧石器时代的各种古人类化石、新石器时代的半坡遗址、北首岭遗址、庙底沟遗址、屈家岭遗址、北阴阳营遗址和大汶口墓地；夏商周时期的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遗址、丰镐遗址、洛阳东周城等都进行过规模较大的发掘，并取得丰厚的成果，积累了丰富的发掘经验，使中国的田野考古工作更加完善。1950年在河南辉县琉璃阁的发掘中，第一次成功地剔剥出一座完整的车马坑，为西方考古学家所称道。1953年发掘的洛阳烧沟，为中原地区的汉墓编年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标尺。1968年发掘了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出土并复原了金缕玉衣，等等。
    1966年开始，因“文化大革命”大部分地区的田野考古工作暂告中断，《考古》、《文物》、《考古学报》三大刊物也被迫停刊。
    2.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期（1972-至今）
    1972年《考古》、《文物》、《考古学报》三大刊物同时复刊，中断了多年的田野考古工作逐步得到了恢复，从此中国考古学开始进入了黄金时期。考古发掘的地域涵盖了全国各地，时代上纵贯了从旧石器时代到唐宋的漫长时段。且每一地区和每一时间段几乎都有重大或比较重大的发现和收获；同一时间段内区域文化的蓬勃发展、同一区域文化内在不同时间段内的持续发展在考古发掘中都有了不同的显露。更重要的进步则表现在这一时期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上的突破性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