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考古学的另一重要收获在于对商代方国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河南罗山莽张、山西灵石旌介、河北定州、山东滕州前掌大等商代方国贵族墓地的发掘，以及陕西西安老牛坡遗址的发掘，都为研究殷商时期方国的分域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西周考古周文王所建丰邑与周武王所建镐京的遗址的调查始于1933年，1951年以后进行了一系列的发掘，取得重要成果，初步建立起西周考古的断代标尺。西周时期较大量出土的青铜器及其铭文为断代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资料。山西曲沃晋国遗址和晋侯墓地、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墓地和遗址、山东曲阜鲁故城和兖州西吴寺遗址、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和三门峡虢国墓地的考古成果，进一步深化和细化了西周文化的分区研究。
    商周时期考古的重大进展是非中原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发现。湖北黄陂的盘龙城遗址，河北藁城的台西遗址以及四川的三星堆遗址、江西吴城遗址和新干大洋洲以及安徽屯溪的墓葬均反映了商周时期各地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春秋战国时期的考古自本世纪二十年代北京大学国学门考古室主任马衡对1923年发现的河南新郑彝器的调查开始，至今已发掘了这一时期的墓葬6000余座，为东周墓葬的分期和年代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其中陕县上村岭虢国东周墓、辉县固围村魏国墓地、寿县蔡侯墓、淅川下寺楚墓、随县曾侯乙墓、平山中山王墓、江陵楚墓等对研究东周时期各诸侯国的历史和文化颇具标尺性意义。春秋晚期铁器出现，战国中期，冶铁业有了很大的发展，考古发掘的第一手资料描绘出了中国冶铁业发生、发展的轨迹。
    秦汉至元明时期的文献记载详备，这一时期的考古主要结合文献的记载，以重要的都城、墓葬、社会经济和文化艺术的遗存以及周边少数民族的考古学文化研究为主，也取得大量的重要成果。使中国历史时代的考古学亦呈绚丽多姿之态。
    从1990年开始，每年评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另外，分别评出“七五”和“八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七五”期间十大考古新发现是：“郧县人”头骨化石；良渚文化反山大墓和瑶山祭坛遗址；城子崖龙山、岳石文化城址；殷墟宫殿遗址和160号墓；三星堆遗址； 新干商代大墓；北戴河秦汉大型建筑遗址；法门寺唐代地宫文物；清凉寺宋汝官窑址和蛮子营汝窑瓷器窑藏；辽陈国公主墓。“八五”期间十大考古新发现是：三峡工程淹没区考古调查和发掘；南京汤山旧石器时代地点；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原始聚落遗址；浙江杭州莫角山；良渚文化大型建筑基址；山西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河南永城县汉梁孝王陵及梁孝王寝园；甘肃敦煌汉悬泉置遗址；陕西麟游县隋仁寿宫、唐九成宫遗址；江苏扬州唐宋城遗址。这基本上可以视为近十年来考古学成就的杰出代表，从中可以窥测到考古学发展的深度和广度。
    2.近五十年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突破近五十年是中国考古学从开创走向成熟的时期，成熟的最重要的标志是考古地层学、类型学的建立、完善和普及。
    地层学和类型学是考古学的基本方法论，为考古学的两大支柱，有了地层学和类型学，考古学方真正从传统史学中分离出来。地层学是科学地取得考古资料的方法论；类型学则是科学地归纳、分析考古资料而加以分类的方法论。在两者的关系中，地层学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切理化的、计量的确定年代的技术，都要接受地层学的验证。“地层”这一名词是从地质学引进来的，但考古地层学因对象的不同，因而在观察和处理方法上比地质地层学要细致得多。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田野考古中采用严密的地层学方法，是世界考古学渐趋成熟的重要标志。现在一般人认为，世界近代考古学的真正的始点，在于德国考古学家施利曼1871年至1883年根据地层学的原理对特洛伊古城的发掘。人类居住在一起一般都会在原来的天然堆积或沉积的生土上面，堆积起一层熟土，这层熟土常夹杂着人类无意识遗留下来的或有意抛弃掉的器物，这种包含文化遗物的熟土层，考古学上称为“文化层”。后来的人再在这一文化层上生活，又会在原来的“文化层”上堆积起另一“文化层”。如果没有扰乱，上层的年代必然晚于下层的年代，上层伴存器物的埋藏时代一定晚于下层的器物，各墓和各文化层中年代最晚的一件器物是该墓或该文化层的最早年代。这样文化层的堆积便构成了这一居住址的编年史。
    中国考古地层学的应用和发展是从殷墟发掘开始的。殷墟最初几次的发掘水平不高，主要目标是有字甲骨，因而未严格按照地层学的要求来进行工作。1930年梁思永从美国哈佛大学学成回国后，主持安阳后岗发掘，发现了仰韶、（河南）龙山和小屯的三叠层，并根据地层的叠压关系论证了其时代的早晚关系，这是考古地层学在中国确立的标志。从此，殷墟的发掘走上了科学的轨道。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全国各地进行的重要考古发掘项目，分布之广，数量之多，发掘规模之大，收获之丰，是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所无法比拟的，也是世界考古学史上罕见的，中国田野考古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使用了各种技术和手段，可以从错综复杂的层位关系中将客观对象井然有序地揭露出来，其间对地层学的认识和运用积累了许多颇具特色的经验，并且在相当大程度上发展了地层学的理论和实践，从而为世界的考古学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系统的类型学理论是瑞典人Oscar Montelius在1903 年出版的《东方和欧洲古代文化诸时期》第一卷《方法论》中建立起来的。本世纪初，该理论传入中国，中国的考古工作者从三十年代便以类型学的方法来研究发掘到的资料。1930年梁思永在研究山西西阴村的仰韶陶器时，首先对若干陶片进行了形态分类；之后，李济在整理殷墟的陶器和青铜器时亦运用了类型学的理论和方法。四十年代开始，以苏秉琦先生为代表的中国考古学者在对大量考古新材料的分析与综合的工作中，从中国考古学的具体情况出发，正确运用并发展了这一理论。如何把握考古的各种遗迹和遗物的资料，表达清楚各件器物之间、器物群与各种遗迹之间的共存关系，是当时世界考古学界并未完全解决的重大课题。苏秉琦先生1945年成稿、1948年印出的《斗鸡台沟东区墓葬》第一次系统地提出将器物按其形态差别而划分为型、亚型和式别的分型分式法。这一正确的理论在近五十年中得到了广泛采用，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从而可以根据不同型、式的遗迹、遗物的共存关系来判断各单位的相对年代。同时将同一型别的相似形态归为同一文化或同一文化系列或源于同一文化系列；将不同制法而造成的不同型别，归于不同文化或不同文化系列。这种类型学的革命性意义在于从单种器物、单种遗迹现象的分型分式法，发展到了包括成组器物、成组现象的遗迹单位的分型分式法。这是近五十年来类型学方法在实践和理论上的重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