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类型学中的另一题中之义是对墓葬进行分类研究。将每个墓葬作为个体单位，运用分型分式的方法进行分析，用大、中、小来分型，用分期的方法分式，进而从墓葬的大小和随葬品的多少去研究人群的等级和社会关系及其演变的广度和深度。在此基础上，寻找到了一条考察各种考古学文化的正确途径：划分区系类型，按类型寻找来龙去脉，依期别分析社会面貌的变化。这也是中国考古学对世界同行的贡献。
    研究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问题，其最终目的是绘制中国考古学文化的谱系图，苏秉琦先生提出了中国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的思想：陕豫晋邻近地区；山东及邻省部分地区；湖北和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这无疑是中国类型学新的重大拓展。
    3.思维方式的更新像其他学科一样，思维范式的更新往往会导致技术上的革命性转变。50年代初，受当时的历史限制，把苏联的一切视为模式，在相当长的时段内将考古学的目的和内容局限在物质文化史方面及其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上，虽然在具体的考古学研究和文物研究的实践中，已大大超出了物质文化的范畴。但是在理念上，主动探讨社会组织的状况和人的精神面貌尚不多见。这一情况的转变开始于聚落考古的兴起。聚落考古学理论的传入中国是本世纪的七十年代，但聚落考古的实践则有意识无意识地开始于半坡遗址的发掘和第一个遗址博物馆的建立。以后的姜寨、元君庙以及大排房的研究，都是旨在探索先民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状况（包括物质生活状况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又在追索其社会组织的状况。而且对社会组织状况的研究也出现了在经典理论指导下实事求是进行研究和争鸣的良好趋势，比如仰韶文化的社会性质究竟是母系氏族还是父系氏族的争论就表明了这一点。
    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众多西方的理论传入中国，考古学也不例外，考古学的研究开始注意人类文化的进程及其动力法则。以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为基础和主要内涵的传统考古学曾在一百年的时间里，为考古学的科学化和推进考古学的发展以及为人类知识的增进做出过重大贡献，而且其方法本身有着目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时间中还无法完全取代的合理性。问题在于，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并不是考古学的全部内容，在他们当然的合理性无法完全被替代的同时，他们不必也没有可能代替其他的理论和方法。新考古学的一系列新方法、新理论和新概念，解答了许多传统考古学无法解答的问题，特别是将研究人类文化进程及其动力的法则作为考古学的宗旨，已经并将继续改变考古学旧有的思维方式和研究对象、内容和方法。1948年美国的年轻学者瓦特·特勒在其博士论文《考古学的研究》中，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传统的考古学表示了极大的困惑和深刻的检讨，他认为考古学家的目的决不仅是准确地进行发掘和出版发掘报告，也不仅是准确的地层比较和器物类型划分，他强调应重视人工制品之间所反映出的人类行为，即考古学的研究应该是一种行为科学。1962年年轻的讲师路易斯·宾福德发表《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标志着新考古学的诞生。之后，传统考古学与新考古学之间、新考古学各流派之间的争论，都在不同程度上推进了世界考古学的整体发展。新的理论、方法及其之间的争论，在本世纪的最后二十年不断地传入中国，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大踏步前进，虽然对这种进步的意义目前要做出正确的评价还为时过早。本世纪初的二十年和本世纪末的二十年恰恰是西方考古新学传入中国的时期，前后均为二十年的时段，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值得深思。
    4.手段的更新以前是一把洛阳铲打天下，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近五十年来考古学的手段越来越新。
    用于考古的年代测定方法包括考古地磁、古地磁（极性倒转）、放射性碳14、热释光、骨化石含氟量、钾-氩法、裂变径迹法、树轮年代法、氨基酸外消旋法、黑曜岩水合法、铀系法等。
    分析鉴定技术这是可以用来确切地区分古物，研究古物的制造工艺，探明物质的来源，并在一定程度上检验真伪的技术。这些技术包括有：同位素质谱分析（铅同位素）；发射光谱分析；原子吸收光谱分析；X射线荧光分析；X射线衍射分析；中子活化分析；电子探针显微分析；穆斯堡尔谱分析；质子加速器分析；等等。
    分类方法渐趋先进分类是一个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过程，有一定的主观性，所以各人有各人的具体分类法。本世纪在分类上的重要进步在于动眼动手的直接分类法逐步走向成熟。同时全部研究和比较在计算机上实现，用数学分类中的主要成分分析法，严格按照数学规则进行的新分类法也开始有人尝试并取得一定的进展。
    三、中国考古学的不足与发展前景
    中国考古学作为本世纪20年代才开始建立的新学科，真正取得长足进步就在近五十年。正因为仅有不到一个世纪的历史，且又与中国近百年的政治风云相伴随，所以中国考古学在近五十年的发展中尚有一些亟需解决的宏观问题。
    考古学理论的贫乏。一方面它表现为将田野考古视为简单的锄铲“挖宝”性的发掘，即使当田野考古的基础性、技术性研究取得进步后，对于考古学理论的研究仍轻于考古学的田野实践。另一方面与此形成较大反差的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关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视为历史本身，从而出现用考古材料去印证经典论述，用经典论述作为田野考古资料价值高低的判断标准，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考古发掘和研究中的简单化、公式化的倾向。再一方面就是对本世纪最后20年引进的国外大量考古学理论的消化与吸收、运用与批判的工作相对于引进本身更滞后，虽然引进已经相当滞后了。
    考古资料的发表和考古报告的出版速度之慢，大大延误了考古研究的正常进行。一个遗址、一个墓葬的发掘经验和教训得不到及时的总结，致使有些错误一错再错。考古文物资料的单位“所有制”甚至个人“所有制”，已经严重阻碍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将发掘视为“青春饭”，将材料整理视为“黄昏饭”的观念方枘圆凿于现代考古学的开放态势，不啻是小农经济的最后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