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反攻徐州之役
    6月底撤兵令发表后，由于计划失当，各军行动不一， 宁军很快陷入被动。
    撤兵令下达时，第3路王天培部深入到鲁南津浦路沿线地区， 阵线突出，正面敌人又较强大，极易招致攻击。王天培原属黔军将领，参加北伐后，所部编为第10军，约万余人。（注：参见包惠僧《第一次统一战线的回忆》下，手写本，第108页。）随第7军东下途中，势力壮大很快，成为宁方较大军事实力集团之一。7月初，张宗昌、 孙传芳策划乘宁军后撤之机，在鲁南发动反攻，该部首当其冲，受到强大压力。加之部队薪饷未照常发放，士兵闹饷（注：当时，该军已连续数月未发薪饷，官兵多怨声载道，但南京方面对该军薪饷实际仍如常发放。后王氏克扣军饷一说，即由此而起。参见《黔东南文史资料》第4辑附录。 ），战斗力大受影响。在张、孙联军进攻下，很快败退，其扼守的鲁南滕县、临城据点相继弃守。
    应该说，在大军后撤、转攻为守情况下，凸出敌前的滕、临已失战略价值，事实上也难以固守。滕、临既已易手，趁势收缩阵线更属明智之举。但此时白崇禧仍在鲁东南全力进攻，不能容忍滕、临弃守暴露其左侧背。7月7日他致电王天培等，要求其“仍向滕县前进，夹击此敌，以攻为守，以进为退”。（注：《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 115页。）在白的压力下，王天培不得不会同第40军反攻临城，与孙、张联军在滕、临一线全力相拼，虽收复临城，但第10军元气大伤。第40军军长贺耀组认为，此次“战争之烈，为渡河以来所未有”。（注：《贺耀组致蒋介石电》（1927年7月9日），国民政府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临城收复后，宁军防线再次拉长。18日，孙、张联军全力向临城发动反扑，第10军久战疲乏，加之受后方部队撤退影响，“前线将士多摇动”（注：《陈干致中央政治训练部电》（1927年7月19日）， 国民政府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稍经抵抗即告溃败。由于该路主力第7军已后撤，部队配置没有层次，失去纵深保护， 以致一退即难以收拾，鲁北防地全线告失，王氏被迫令“全部集中徐州一带”（注：《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第1辑第3卷，第111页。）。 此时军心涣散，将无斗志，王氏本人对担任如此艰巨的掩护任务也满腹怨气，抱怨：“当此前抗大敌，友军后退，实属万难”（注：《王天培致蒋介石电》（1927年7月20日），国民政府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对守徐缺乏信心和决心。24日，徐州不战而弃。
    徐州为苏北门户，徐城弃守，苏北、鲁南全线动摇，久战无功的白崇禧也被迫从鲁东南地区后撤，孙、鲁军大有一鼓而下江南之势。7 月22日，孙传芳乐观地表示：“倘在此时期，乘胜肃清江北，再与蒋言和，似亦不难就范。”（注：《孙传芳7月22日致杨宇霆函》， 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密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62页。 ）江北面临的全线崩溃危险，使蒋介石不得不重新移目于徐州的攻防战。另外，就宁、汉关系及宁方内部形势看，汉方7月中旬分共后，宁、 汉间已趋缓和，汉、桂间日趋接近，西征讨汉已再无可能，汉方威胁也基本消解，而李宗仁陈兵于芜湖-南京间，也使蒋如芒刺在背。戎伍起家的蒋介石明白，要摆脱困局，只有在战场上重新杀开一条血路。7月15日， 黄郛即提到：“现介公拟不日赴徐州督师，进取山东。”（注：沈亦云：《亦云回忆》上，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78页。）
    7月25日，蒋介石率第1军第21师赴蚌埠，准备北上一搏。至此，第1军基本均已离开南京。李宗仁对北上态度消极， 强调：“以现有兵力估计，恐力有不逮。”（注：《李宗仁回忆录》上，第482页。 李氏回忆蒋离宁前，曾开会讨论规复徐州。按：24日徐州失陷，25日蒋已至蚌埠，以当时消息递送及交通状况看，蒋在宁时，尚不可能获知徐州失守确息，开会讨论的应为在徐州发动反攻问题。至于广被征引的所谓蒋离宁前出席纪念周时声称：“此次不打下徐州，便不回南京”（《李宗仁回忆录》上，第482页），更显系捕风捉影之谈。 ）据当时报载：“李曾报蒋，言本部各军一到徐州以后，均不期而然生一种思家之疾，咸无斗志。”（注：《蒋介石下野原因》，1927年9月23日北京《晨报》。）不愿向苏北发兵。白崇禧事后说：“徐州撤退之最大原因，便是李德邻先生指挥之第7军为了预防唐生智，止于芜湖、安庆不能前到。 ”（注：《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53页。）委婉道出了蒋氏调兵不动的真相。
    李宗仁按兵不动，白崇禧态度不明，何应钦的第1 路军又远在沿海海州一带，北进收复徐州主要还得依靠屡败屡战的第10军。26日，蒋介石下达作战命令，以第2路、第3路左、右两翼分由东、西、南三面“向徐州分进合击”。（注：《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第1辑第3卷， 第114页。）第2路总指挥仍为白崇禧，第3路总指挥蒋自兼，王天培、贺耀组分任所属左、右两翼总指挥，第21师为总预备队。
    当时，各部距徐州均不过百里左右，蒋介石希望乘孙、张联军新下徐州、立足未稳之机，一举收复徐州。他致电左翼总指挥王天培强调：“现敌人大部均集中于中路，左翼空虚，该军第30师应迅速由阎村一带袭取徐州， 攻敌人之虚而拊其背。 ”（注：《蒋介石致王天培电》（1927年7月29日），国民政府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速战速决意图十分明显。王部随即迅速北进，8月1日下午进抵徐州城郊，当夜，前锋直薄徐州城下。2日上午，王天培乐观地估计： “徐州逆等，闻风摇动，克服该城，当在今日。”（注：《王天培致国民党中央党部电》（1927年8月2日），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军事（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38页。）
    左翼进攻顺利时，自东向西沿陇海路进攻的第2路却迟滞不前。 第2路参战的第37、44两军均非该路主力，战斗力不强， 进攻决心也不够。该路7月31日与敌接触，但直到徐州兵败，始终未组织起像样攻势。 白崇禧回忆：“我行进八义集附近即与敌接触，而徐州城又不闻枪炮声……如此相持两天，第三天，第2 路参谋长系上海市市长张定璠转来总部撤退命令。”（注：《白崇禧回忆录》，第53页。）可见，该军实际是处于观望状态。因此，其攻击起点虽距徐州仅百里，在三路部队中最为接近，但整个战役，纵深仅进至距徐州20公里左右处。（注：参见《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第1辑第3卷，第130-133页。）
    第3路右翼担任正面攻击徐州任务，蒋介石随该路行动， 并调预备队21师加入。该路战斗力较弱，行进也“颇行迟滞”（注：《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第1辑第3卷，第126页。）。经蒋一再督促， 并以亲信部队第21师前顶后，始于8月1日由徐州南面进抵徐州城郊。2日，左、 右两翼分别从西、南两面向徐州郊外敌军据点发起强攻，前锋直逼徐城外围敌军最后据点，双方在此展开激烈拉锯战，宁军攻势甚猛，“徐城几被包围”。（注：《褚玉璞电告徐州作战计划》，1927年8月8日北京《晨报》；另见徐源泉电，1927年8月6日天津《大公报》。）下午，蒋介石亲抵距徐城仅7里的云龙山麓督战，并判断“敌人险要已失， 必难久于支持”（注：《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第1辑第3卷，第119页。）， 准备部署向徐州追击。然而就在此时，风云突变，敌军紧急自后方及战事较为平稳的陇海路东段抽调大批兵力，向进展最快的左翼第10军全力反扑。第10军进展正顺时，骤遇强劲反击，措手不及，加之刚历新败，士气飘忽，遭遇挫折后即一蹶不振，于下午6时前全线后撤。
    第10军仓皇溃退，第2路又蛰伏不动， 担任正面主攻的右翼部队在各路敌军联合夹击下，也迅告不支。3日凌晨， 蒋介石忍痛下令各军全线后撤，徐州攻击战功败垂成。
    客观地说，反攻徐州失利，李宗仁按兵不动，白崇禧迟滞不进，埋下最初祸根；第3路右翼进展缓慢，左、右协调不够，再添作战隐忧； 而左翼王天培部的溃退，则是导致失利的直接原因。当然，失利的深层原因还在指挥官间的意见分歧，统帅部进退不定造成的军心不稳，军队久战加之新败之后仓促上阵导致的士气萎靡等。以往史学界对此役失利原因，多依据李宗仁说法，归结为蒋急躁冒进，对预备队使用不当。（注：参见《李宗仁回忆录》上，第483页。）证之史实， 不无片面之处。至于王天培，因此役之败而罹杀身之祸，当然更属冤枉。
    蒋介石自徐州败退回宁后，8月10日，以“饷糈经理无序”、 “战事剧烈之际安处后方”、“先行潜返宁垣，置全军存亡于不顾”等三项罪名将王天培撤职拘押。（注：王天培被拘后，并未被立即处死。蒋下野后，8月15日，何应钦将其押至杭州严密看管，9月2日， 以军事委员会名义下令秘密处决。但早在8月中旬，宁、 沪舆论即刊出王氏遇害消息，9月13日，李、白、何主持的军事委员会更公开告示， 王氏已由蒋介石“于八月十一日下令枪决”。（1927年9月16日《申报》）此后， 蒋即长期被指认为杀王凶手。）蒋氏拘王，为杀鸡儆猴、推卸责任、泄“无谓之愤”（注：《李宗仁回忆录》上，第483页。）， 均或兼而有之，所言罪名，也不全为无的放矢。但从结果看，拘王之举并未产生任何作用。到8月中旬，政治、军事形势发展已越来越不利于蒋， 内外交困之中，蒋介石最终被迫选择了下野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