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一背景出发，或可更清晰地窥测到冯玉祥当时一些言行的潜在动机。郑州会议时，据汪精卫在有冯方代表参加的武汉政府中央政治会议上追述：“冯玉祥同志当面告诉本席，说他将出兵的时候，蒋介石打了几次电报给他，劝他不要发动，等第四方面军在河南被奉军歼灭之后，然后再会师中原。冯同志说有许多人劝他同蒋介石合作，他都一笑置之。收到那些电报之后，越发觉得蒋介石是狼心狗肺，不齿于人类的东西了。”（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1232页。）冯的这一番言论，令汪精卫等咬牙切齿。唐生智7月19 日电中仍痛陈蒋氏这一罪状，并声言：“今有蒋则无党，有党则无蒋。”（注：《唐生智等复电讨蒋》，1927年8月5日《大公报》。）
    然而，就在冯、汪谈话后数日，冯即在徐州与蒋联名发表通电，宣称：“中正、玉祥与数十万将士，为三民主义而奋斗。凡百诱惑在所不顾，凡百艰险在所不避，凡百牺牲在所不惮。”（注：《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4卷第25期，1927年7月3日。 ）这种两人联衔的通电形式是他和武汉诸人会面时所未有的。随后，他又致电汉方，促其迅速分共，并强调：“在武汉之国民政府委员，除一部分可以出洋暂时休息者外，余均可合而为一至宁供职”（注：《冯玉祥致汪精卫等马电》，《亦云回忆》上，第285页影印稿， 不少引者使用时漏脱“至宁供职”4字。）。冯玉祥的这种两面摇摆且不无离间嫌疑的做法， 对宁汉间消除分歧、达成复合显然是不利的。
    7月间，宁、汉双方继续叫阵，但此时，双方实际都各有苦衷。 宁方蒋、桂间矛盾日趋激化，鲁南、苏北战事也告不利，已无暇西顾；汉方内部派系纠葛也十分复杂，汪、唐又正忙于准备分共，也暂不可能实行东征。汪精卫借口“不能使敌人知道我们的底细”（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1319页。），尽力降低东征调门。在这一气氛中，7月14日，冯玉祥致电宁、汉双方， 提议在开封召开国民党诸领袖会议，讨论“最近所生纠纷，究竟谁应负其责，共产党之祸国，可于此解决之。而此会议所公认负咎之人，均当服从决议，各自下野， 使其他领袖仍可继续奋斗。 ”（注：《宁洛往来电文》，1927年8月18日《大公报》。）冯氏这一提议，以团结为号召， 但追究“负咎之人”、促其下野的建议，却可谓节外生枝，使本趋平稳的宁、汉争端又掀波澜。
    冯氏电报发出后，宁、汉间立即再起电报战，双方争相告白对方为应当“负咎之人”。18日，胡汉民、吴稚晖等发出通电，称汪“以蒋君为功狗而烹之”（注：《从宁汉妥协到蒋介石下野》，《国闻周报》第4卷第33期，1927年8月28日。），指其应负分裂全责。唐生智则声称：“国民党与蒋势不两立，如欲整肃党权，非除蒋不可。”（注：《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4卷第29期，1927年7月31日。）其实，在冯看来，于公而言，蒋另立中央，汪反共不力，均当负咎；于私而言，汪为“官僚旧样”（注：冯玉祥：《我的生活》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58页。），蒋则“位高权重，任意挥霍， 因招怨尤，致起内讧”（注：《冯玉祥日记》（全）第8卷，第74- 75页。），也应下野。冯之提议，其实别有深意。
    7月20日，紧接上次提议，冯玉祥再电宁、汉双方， 提出四项建议：武汉方面明令分共；宁、汉双方恢复原日局面，统一中央，或按原议，政府迁宁，或设南京政治分会，指导东南各省党务政治；各领袖在开封开一预备会，决定孰应下野，孰应继任；双方停止军事行动。（注：《宁洛往来电文》，1927年8月18日《大公报》。 ）该电除继续建议确定“负咎”之人外，又进一步提出设立南京政治分会的建议。设立南京政治分会，实际即意味着承认宁、汉各自为政的局面，在宁、汉双方态度渐趋缓和时，冯抛出这一前所未闻的提议，虽略显突兀，却是其不欲宁、汉迅速复合真实用心的体现。
    对于冯玉祥在蒋介石下野前后的一系列活动，时人有不少议论。有人指出：“二马骑墙之态度不明”（注：《曹汝霖信》，《奉系军阀密信》，第255页。“二马”及“马二”均指冯玉祥。），自是的论。 更有人认为：“冯焕章此次自极挑拨之能事，第未必占得着何等便宜。”（注：《叶恭绰信》，《奉系军阀密信》，第266页。 ）“马二正欲以武装调停宁、汉。项庄之剑，意在沛公。岂知介石见机尤敏，飘然引去。致使马二神魂飞越，措手不及，不但饷弹失助，而且势崩犄角。”（注：《孙发绪信》，《奉系军阀密信》，第241页。 ）这些说法虽不尽准确，但出自政坛老将之口，仍不无参考价值。胡汉民、吴稚晖等在蒋下野后，致冯电称：“一柱擎天，唯有公焉。”（注：《胡汉民、吴稚晖等8月14日致冯玉祥电》，1927年8月15日上海《民国日报》。）也暗讥冯氏别有用心。
    1927年的中国，诸侯争霸，群雄并起，主义、政见往往都只是幌子，一切唯以实利为依归。蒋介石的下野，和军事实力的消长，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各种利益关系的微妙变化紧密相关。刚届不惑之年的蒋介石此时尚未表现出纯熟驾驭各种关系的足够能力，也暂未获得可以控制全局的充足实力。在形势不利，而人人又皆欲一展身手，争执牛耳时，退避下野，窥测风向，或许是痛苦却不失明智的选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