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辞职抑或“逼宫”
    蒋介石下野，历来认为是由于桂系逼迫而致。不过蒋、桂双方都不以“逼宫”一说为然，蒋氏讳言被逼下野，桂系也不愿承认有胁迫举动。揆诸史实可以发现，表面看来，蒋、桂间确没有剑拔弩张的敌对行为，桂系的说法似有所据。但实际上，桂系的暗中促动，和蒋介石的最终下野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1927年初，当蒋介石与武汉政府间裂痕初显时，桂系与蒋介石合作，东下攻略浙、皖，底定宁、沪，随后又参加建立南京国民政府，成为南京政府的重要支柱。但桂系并不甘于久居蒋氏之下，宁、汉对立，蒋、汪叫阵，桂系实力派地位凸显，李、白开始与蒋同床异梦，双方分歧渐显。
    早在5月中旬，李宗仁、 王天培等防地直接与汉方对峙的将领曾往武汉政府辖地江西湖口，与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会晤。李、王赴赣，征得蒋之同意，本身并不逾轨。其实，蒋氏本人此时也在谋求与汉方联络。6月初旬，蒋由黄郛出面，联络唐生智保定军校旧雨蒋百里、 汪翊唐与唐接洽。16日，黄郛致蒋电中提到，他已派汪翊唐辗转赴唐氏所在地郑州，转达蒋氏联络之意，随后蒋又亲书信函托转。（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1169页；蒋永敬：《鲍罗庭与武汉政权》，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427页。 前书所据原史料缺第一段，据后书所引史料补齐。）在当时情况下，双方你来我往，虚虚实实，不足为怪。不过，据朱培德报告，李在会谈中表示：“在党务方面，对于现在的纠纷，他不能负责。”表现出欲充当宁、汉两方之外第三者的姿态。汪精卫据此判断，宁方“内部已经起了分化的趋势”。（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1169页；蒋永敬：《鲍罗庭与武汉政权》，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427页。前书所据原史料缺第一段，据后书所引史料补齐。 ）李氏的表态，较露骨地表现出其欲与蒋氏划清界限的态度。
    7、8月间，汉方着手分共后，桂系与汉方各要员间更是信函往还，十分热络。7月13日， 白崇禧致函程潜表示：“禧与德公及诸同志之所求者，惟在清党一事，其他一切问题，绝断无成见。”（注：《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117页。）在汉方以反蒋倒蒋为主要目标时， 白氏此一表态进一步表明其与蒋之间的距离。7月下旬， 老政客王克敏奔走南北后观察到：“南方情形极糟，何应钦仍与蒋一气，余均非昔日之态度矣。”（注：《杨毓珣信》，《奉系军阀密信》，第263 页。）当然，这一时期李、白虽竭力与蒋划清界限，向汉方暗递秋波，但在汉方态度尚不明朗、局势难以预料情况下，也不想公开与蒋决裂，不愿看到南京政权基础发生动摇。7月27日，李、白及李济深、 黄绍竑、陈可钰等粤、桂将领联衔致电张发奎，针对汉方所谓“反共倒蒋”主张，强调：“中外人皆知反共最有力者莫如蒋，今言反共而又倒蒋，其进退失据，不待智者而辨之”，指责武汉诸人“自非共产爪牙，何至为敌忌才，循声吠影”（注：《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 120页。），公开为蒋辩护。蒋、桂关系若即若离。
    8月初南昌起义爆发后，汉方对中共实行武装镇压， 桂系对汉方这一举措大感称心，双方进一步接近。此时蒋介石又兵败徐州，军威重挫，桂系认为时机已到，开始跃跃欲试，准备出来收拾局面。宁方由李宗仁领衔，致电汉方及冯玉祥等，邀武汉要人莅临南京，召开中央全会，解决党务问题。（注：《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124页。 ）其致冯电中并表示：“我军人同志请任潮辈坐镇南中，望孟潇等肃清中游，而中正随我公与百川等直捣幽燕，海内既定，即党国之进行不难矣。”（注：《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123页。）这数通电报，蒋虽参衔， 但列名已居李、白之后，内容也明显反映着桂系的主张，致冯电中更显示出桂系指点江山的勃勃野心。
    宁方的形势变化，汉方自然心领神会。8月9日，唐生智发出佳电，严厉指责蒋介石“自立政府，擅开会议，屠杀异己”（注：《唐总司令讨蒋讨共》，1927年8月10日汉口《民国日报》。），对蒋穷追猛打。 随后，汪精卫等致电李宗仁，表示：“个人负责问题”、“机关改组问题”，均可召开四中全会解决。（注：《汪精卫为商谈宁汉合作致李宗仁电》，《革命文献》第17辑， 中国国民党党史资料委员会出版， 第147页。）唐、汪两人一唱红脸、一唱白脸， 中心意思是宁汉合作可以，但蒋必须下野，婉转向桂系发出驱蒋合作的信号。同年底，李宗仁也承认，此时“武汉方面派副军长叶琪为代表，与我接洽”（注：李宗仁：《畅谈党国纠纷之症结》， 《广州事变与上海会议》下， 三民图书馆1928年版，第118页。），汉、桂接触进入实质阶段。
    军事不利，各方胁逼，蒋介石处境不妙，不敢也不想恋栈。7 月10日，武汉东征声浪正烈时，冯玉祥与宁方代表孔祥熙谈到：“请转达蒋总司令，不可即萌退志。”（注：王承曾编：《冯玉祥日记》（全）第8卷，北平东方书社1930年版，第64页。）此所谓“退志”， 当即与蒋个人的进退出处有关。8月初徐州兵败后，蒋介石更意识到形势严峻。 陈布雷回忆：“八月间宁汉分裂之迹更显，蒋公命余先期为准备辞职宣告，愿行退让贤以促成团结。”（注：《陈布雷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72页。）李宗仁侧面证实了这一说法：“据陈铭枢说，下野宣言，在驶回南京途中，总司令已命陈布雷起草拟就了。”（注：《李宗仁回忆录》上，第486页。）胡汉民、吴稚晖等8月14日致冯电中也提到下野通电“介兄宿构者有日”（注：1927年8月15 日上海《民国日报》。）。另外，后来正式发表的通电中，注明的定稿日期为8月8日。（注：《蒋介石宣言昨晚发表》，1927年8月15日《大公报》。当时各报均称此为庚日（8日）宣言。）可见蒋氏下野， 酝酿确非止一日。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桂系李、白等对后来流传甚广的“逼宫”说大为反感，矢口否认。李宗仁事后不久述说蒋下野的经过是：“蒋总司令自徐回，有决心下野之意……对我言：现在局面不好，汉方既不相谅，决心下野休息，以免南京危险。因对方以我为总目标，（下野）能使宁汉不破裂，共同合作。”（注：李宗仁：《畅谈党国纠纷之症结》，《广州事变与上海会议》下，第117页。）白崇禧8月18日招待上海各界时说，他自前线返宁后，蒋告诉他：“我之军队非不足以敌武汉，但我决不愿自相残杀……决不以我个人之故，而使整个之国民党从此分裂，不能合作。”（注：白崇禧：《招待上海各界茶话会致词》，《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134页。）两人都强调蒋氏下野为其本人主动。 不过，李宗仁同时也承认，蒋提出下野后，“武汉军向下游非常猛进，津浦路方面孙军亦向我进迫，我们因军情紧急，无暇坚挽”（注：李宗仁：《畅谈党国纠纷之症结》，《广州事变与上海会议》下，第118 页。）。军情紧急，遽失统帅，焉可不坚挽，李氏此处，有意无意间表露出其对蒋氏下野的真实态度。
    吴稚晖、张群及蒋介石本人的说法与桂系有所出入。吴稚晖记载：“8月11日开了中央党部会议，蒋介石先生要辞职，大家自然坚留， 他先走，临了他说：‘我服从监察委员会’……8月12日，听见他走了， 于是又开政治会议，武装同志都说蒋先生要歇歇，照唐生智那种气势汹汹，我们两面受敌不了，蒋先生且歇一歇也好……人家面孔沉了下来，我们止好滚蛋了。”（注：吴稚晖：《弱者之结语》，《算旧帐》，上海泰东书局1928年版，第76页。）这段话写于1927年底，当时蒋正与包括桂系在内的国民党各方就复出问题讨价还价，蒋桂之间仍是既合作又冲突的关系。吴不必为李、白讳，也不想开罪他们。吴说出了如下几点事实：蒋下野确由其本人提出，桂系起初也确实在表面上“坚留”，至于其真实态度，仍在逐蒋。因此，张群说：“蒋自前线归来，默察大势，内省诸躬，为党之团结及政府前途计，决心下野。”（注：《张岳军谈蒋中正下野之经过》，1927年8月16日《申报》。 ）蒋介石自己也谈到：“中正于本年八月决定辞职，唯一原因，为党之中央，不能团结……而其时又有一部分同志，认中正为党内团结之障碍，因此中正自拔于困苦之环境，使党之团结即可实现。”（注：蒋介石：《个人之意见》，《算旧帐》，第82页。）此所谓“默察大势”、“困苦环境”，包容广泛，桂系的态度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综上可见，蒋氏8月下野是当时政治、军事形势发展使然，是蒋、 桂双方暗中角力的结果。蒋下野前夕，政治上汉、桂已日趋接近，蒋氏孤立，难有作为；军事上徐州惨败，蒋遭重挫，加之桂系主力布防长江中游，奄有南京，蒋氏在宁已无武力可资依托。军事上这种态势从蒋下野后，李部迅速完成南京及其周围地区布防也可清楚看出。新编第1 师第1团团长王仲廉回忆，他8月中旬从前线返回南京时，“见所有船只，均为第7军封用，不疑其他，入城到达鸡鹅巷办事处， 大门不知何故已被李宗仁之军事特别委员会封闭……我驻京之第3营亦被缴械。 ”（注：王仲廉：《征尘回忆》，台北，煜洲印刷有限公司1978年印行，第38页。）桂系在宁势力之盛，可见一斑。同年12月，蒋曾明言，当时若再恋栈，“即非党所任命之总司令，而将成为武力之傀儡”。（注：《蒋介石1927年12月8日致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书》， 《广州事变与上海会议》下，第148页。）因此，蒋之下野， 虽“酝酿非止一日”（注：《叶恭绰致杨宇霆函》，《奉系军阀密信》，第266页。）， 也确系蒋氏自己提出，但桂系的关键作用无可置疑。8月13日， 白崇禧曾致电唐生智等，明告以“讨蒋事已设法解决，一二日内约可达到目的”（注：《白崇禧等报告唐生智张发奎电》，《国闻周报》第4卷第33期，1927年8月28日。）。迫蒋下野之迹昭彰。
    不过，7、8月间的蒋、桂之争，始终表现为客客气气的暗斗，没有剑拔弩张的明争。在西有汉方窥伺，北有奉张大兵压境的形势下，蒋、桂双方都不能不有所克制。尤其蒋请辞下野，既使他暂时避开了各方攻讦，也使其与桂系间的冲突立告缓和，双方仍能保持一种表面平和的气氛。这种留有余地的做法，使宁方内部避免了一场刀光剑影的争斗，并为日后蒋氏复出，蒋、桂继续合作留下伏笔，这也是桂系一再否认“逼宫”的用心所在。所以蒋在日记中写道：“时局纷扰，内部复杂，南北皆同；只有静镇谨守，持之以定，则待机而动。”（注：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6册，台北，中央日报社1976年版，第175页。）表现出胸有成竹的一面。然而，从另一面看，当时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还远未巩固，未来政局发展也晦暗不明，其对局势的把握无法和后两次下野相提并论，下野之举，也不能不说担了相当风险。为此他一度计划做一年的海外之游。（注：8月24日，他致函黄郛， 计划“作一年环球之游”，并请黄“在沪主持一切”。（《亦云回忆》上，第264 页）但蒋实际只访问了日本，而黄的上海特别市市长一职，在蒋下野后，也为桂系人员接任。）所谓以退为进，侍机而动，说来轻松，其实正包含了当事者的多少无奈与苦心。这一选择，和蒋介石桀骜的个性与合则来不合则去的一贯作风，也不无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