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冯玉祥--和事？挑事？
    在宁汉冲突、蒋介石下野过程中，冯玉祥的处境与态度颇为微妙。
    冯玉祥自五原誓师后，长时期独处西北，强邻环伺，处境不容乐观。1927年4月汉方继续北伐，冯随后出师中原， 与武汉方面在河南会师，孤立处境稍有缓解。此时，宁、汉间正如水火，冯玉祥以第三力量身份出现，竟意外地在国民党内获得举足轻重地位。
    河南会师后不久，6月10日至12日，汪精卫、 唐生智等专程到郑州与冯玉祥会晤，予冯以豫、陕、甘三省军政大权，并答应每月为冯提供给养。冯则同意唐生智第4集团军回撤武汉，中辍北伐。 冯以伤亡“四百余人”（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1229页。）的代价取得河南地盘，获得向内地发展跳板，并得到武汉方面的正式委任和给养接济，所得不菲。武汉方面以食之无味的豫省地盘饵冯，换取冯的好感，并得其默许将重兵南撤，“以全力巩固两湖，其后南下攻粤或东下攻宁”（注：参见《蒋总统秘录》第6册，第167页。），可占机先，也不无所得。这一结果，予人以冯氏倒向汉方的印象。不过，冯氏自有他的打算，河南初定，基础未稳，在北进暂无可能时，放武汉军东下，由自己拿住河南地盘，何乐而不为。至于北方奉军威胁，由于东有宁方北进部队牵制，西北有已换旗倒向国民党的阎锡山掣肘，尚非当务之急。他允诺汉方军队南下，并非鼓励其发动东征，而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
    事实上，宁汉如果开战，对冯玉祥是十分不利的。一旦宁、汉诉诸武力，东边宁军必然南撤，惯于骑墙的阎锡山也就难以凭藉，冯军防线顿然凸出，以“全军当奉军之正面……适当其冲，孤立无援，力量不足，非失败不可”（注：参见简又文《西北从军记》，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79页。）。基于这一考虑，冯氏确不欲双方武力相争。
    郑州会议后，冯氏与蒋介石间即函电往还，蒋邀冯面晤，冯欣然应允，派毛以亨专程赴徐州，安排与蒋会晤。（注：毛以亨：《俄蒙回忆录》，香港，亚洲出版社1954年版，第245页。）6月16日，蒋北上徐州，再次电邀冯氏面谈，冯随即复电，表示渴望“趋候”（注：《冯玉祥6月16日致蒋介石电》，1927年6月21日《时事新报》。）。20日至21日，双方在郑州举行会议，商谈结果，蒋介石总结三条：“（一）取消武汉伪政府，（二）赶走共产党，（三）武汉军队重回河南参加革命。”（注：蒋介石：《上海特别市全体党员欢迎大会演说》，1927年7月7日《申报》。）冯玉祥则归纳为：“（一）鲍罗庭为共产党员，应令其回国；（二）卖国军阀是共同敌人，应一致征讨。”（注：《冯玉祥日记》（全）第8卷，第56页。）总起来看，冯氏在反共问题上倾向宁方， 并明确要求汉军南下后不应东征，促汉方“通力而合作”（注：《冯玉祥致汪精卫等马电》（黄郛代拟），《亦云回忆》上，第283-286页。），这一态度对汉方东下攻宁，有所牵制。同时，他也拒绝了蒋氏拉拢攻汉的企图，指出：“目下军事胜利，宁、汉两方宜集中势力，乘胜北伐，使敌不得休息。”“若武汉方面乃一家人，小有意见，不难谅解，不宜轻启兵端，自相残杀，予敌人以反攻之机。”（注：《冯玉祥日记》（全）第8卷，第55页。）冯玉祥最欲避免的还是宁汉开打， 奉张南下之局。会后，他甚至调集岳维峻、孙连仲、方振武等精锐部队沿襄阳-信阳-许昌-线环形展开，声言要“保障政治，防止阋墙”（注：《请李宗仁一意北进电》，转引自张学继《1927年蒋介石下野的原因》，《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6期。），摆出武力调停的姿态。
    然而，冯玉祥虽然竭力防范宁、汉武力相争，但宁、汉迅速复合，组成统一政府，也不为其所乐见。首先，就国民党内言，冯在党中素无基础，正是宁、汉之争，使他身价倍增，获利颇丰。河南地盘及宣传声势不论，仅军费方面，他即同时自宁、汉两方得利。宁方允诺：“经济一端，极愿于此克服江浙之时，竭力接济”（注：《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75次会议记录》，转引自《鲍罗庭与武汉政权》，第381页。），徐州会议上答应每月接济军费250万元。汉方在财政倍感竭蹶情况下，仍每月向冯拨付60万元，后又增至90万（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1282页。）。
    这些，冯玉祥不仅统统笑纳，还不时提出额外之需。 7月初，宁方曾致电冯氏，称：“已设法筹拨现洋百万元，想已收到，军米采购不易，当陆续购办”（注：《胡汉民、吴稚晖7月14日致冯玉祥电》， 转引自蒋永敬《北伐时期的政治史料--1927年的中国》，台北，正中书局1981年版，第410页。），尽力满足冯氏要求。 汉方的汪精卫则苦恼地慨叹：“哪里还有钱借把他们。”（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1317页。）蒋、汪的这种态度，当然是和宁、汉分裂之局密不可分的。
    其次，从全国形势看，宁、汉、冯三方，冯的处境最无转圜余地。当时，宁、汉双方都与北洋军阀暗中保持接触。何成浚、孙发绪、王克敏等奔走宁、奉间，接洽双方，奉方表示“不反对三民主义，然非赞同态度”（注：《黄郛致蒋介石敬电》，《亦云回忆》上，第281页。 ），宁方则答复奉方“合作之期不远”（注：《杨毓珣信》，《奉系军阀密信》，第263页。），双方和谈之门始终半开半闭。 唐生智与奉方也常相往还，蒋介石5月17日致何、李、 白密电中提到：“唐孟潇托杨丙与奉方妥协，似有头绪”（注：原电影印件见台北《近代中国》第23期（1981年6月），第48页。）。 叶恭绰致杨宇霆函中也说：“杨君丙前此闻曾代表唐生智北来，有所接洽。”（注：《叶恭绰信》，《奉系军阀密信》，第266页。）宁、汉双方皆欲拉奉为己用， 奉方则真真假假，两面用功。在这种政治的太极推手中，冯玉祥的处境最为不利。奉、冯之间积怨甚深，奉方以倒冯作为与宁、汉议和的条件之一，而宁、汉也并不视冯为当然的同路人。6月初， 蒋曾设想：“如冯军明白助共，则晋无论联奉联陕，或单独行动，均须以实力对冯，向洛阳潼关方面压迫，合力讨共。”（注：参见《民国阎百川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754页。）这和奉方由奉、晋、宁三方联合讨冯的主张若相契合。正是由于宁、汉相争，虎视耽耽，双方均不敢贸然开罪作为强邻的冯玉祥，冯才不至成为宁、汉、奉交易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