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美真、张济顺则提出，只强调外力对上海城市近代化的作用，不仅夸大了中国社会自身的停滞与保守，忽视了上海社会内部存在的对近代化的要求与动力，而且还说明未能以上海崛起后的综合社会结果和效能来剖析内外因素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以传统经济为基本结构的前工业社会港口，是上海近代化的基础。只是在西方入侵的强力刺激下，其潜力被激发又被扭曲。他们主张应当把基础因素与外力作用视为一个综合辩证的历史过程，从中寻找上海近代化的动力（18）。
    隗瀛涛等认为，近代重庆的发展体现了由封建城市向半封建半殖民地城市演变和由中世纪城市向近代城市演变这样两个过程。他们总结了重庆城市兴起的原因：1.开埠使城市结构发生了根本改变；2.贸易成为城市的主要功能，并为城市的初步发展奠定了基础；3.交通运输的发展，对城市的崛起起了巨大的作用；4.权力政治始终是影响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重庆城市发展的特点：1.地处中国东西部结合点，这一有利的地理环境使其成为四川与全国商品流通的集散地；2.由"东力"和"西力"结合而成的外力，是城市成长的主要动力；3.城市近代化起步晚，发展是突变型，尤其得益于抗战内迁。
    人口研究是城市史学科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总体而言，近代中国人口城市化的速度非常缓慢，城市化水平始终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9）。但是以通商口岸为代表的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也是近代中国的突出现象，这就是所谓城市化的整体不足和局部过度（20）。按照一般人口"推挽"理论，城市化体现为乡村对人口的排斥和城市对人口的吸引。在近代中国，这一过程是如何实现的？隗瀛涛等认为，近代中国农村经济的破产和人口压力的加重造成"流民"涌入城市。重庆附近农村地区人口向重庆的迁移就是由于人均耕地面积不能维持"温饱"生活，导致人口过剩的缘故（21）。行龙也认为，近代人口城市化并非由于工业化和社会经济发展引起的。而是农村经济的衰退把众多人口排挤到城市中来（22）。乐正则指出，在近代农村，"推力"并不表现为人口对土地的压力，而是在通商贸易的刺激下，农业生产出现的专业化、商品化趋向，导致大量剩余劳力的出现。他还谈到，尽管通商口岸城市存在一种巨大的人口"拉力"，但是工业的低度发展又导致人口迁移规模受到制约，速度减慢（23）。
    张利民在对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研究中，具体剖析了造成人口流向城市的动因。就"推力"而言，北方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使自然经济趋于解体，农业剩余人口大量增加；灾荒、战乱、苛税等逼迫农民迁徙城市。就"拉力"而言，城市社会分工的变化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城市的发展和环境的改变，导致容纳外来人口能力的不断提高；近代生活方式和社会文明，以及改变社会地位的种种机遇，对人们的强烈吸引（24）。
    而美国学者黄宗智对华北农村的研究表明，农业经济的商业化并未导致小农的无产化和从家庭农场中的分离。小农的分化"导致的不是资本主义工业经济，而是一个分化了的小农经济"（25）。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这种结构演变中，大量人口流向城市的"推力"是如何产生的。
    《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的作者指出，近代上海有三次国内移民高潮，即太平天国时期、抗日战争初期和解放战争期间（26）。这似乎又告诉我们，起码是在长江下游地区，把人口推向城市的主要原因是战乱。朱维铮提出近代上海堪称"难民城市"（27），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即上海人口城市化的动因主要不是经济的，而是政治性的。
    当然，不论是人口城市化的"推力"还是"拉力"，都应是多元的，是一种"合力"作用。但是，在近代中国，这种"合力"是如何构成的，至今似乎还没有形成有说服力的解释。
    三、关于城市结构与功能
    城市结构与功能是城市内涵的集中体现，因而受到城市史研究者格外的重视，以致有的学者主张将城市结构与功能的发展演变作为近代城市史研究的基本内容。
    城市结构可分为城市内部结构与外部结构。目前人们较为注意的是对城市内部结构的研究。近年来发展较快的是对城市商业的研究，尤其是对城市传统商业向近代商业的转变，近代商业的结构、特征，以及商业对城市近代化的影响等问题的研究，进展最为显著。
    上海学者在探讨近代上海资本主义商业的产生及其早期形态时认为，外国洋行的出现是引起上海城市商业结构性变化的最初因素。新式资本主义商业首先出现在同外贸密切相关的一些行业中。新兴商业规模一般较传统商业要大，经营方式也仿照外国资本主义商业的惯例。在利润来源上，新兴商业已不像传统商业那样依靠贱买贵卖，而主要是通过赚取购销差价，即获取外国产业资本渡让的那部分利润。20世纪初，大型百货公司和国货产销机构的创立和迅速发展，交易所的出现并成为大宗物品交易的主要场所，这些都标志着上海商业近代化达到了一定水平。他们还提出内外贸易极大地推动了上海城市的发展，使其成为区域和全国贸易的中心城市。关于上海在全国和世界市场的地位，他们提出上海是"中国的城市，世界的乡村"，"只是作为我国广大农业地区的代表发挥着城市的职能"，"而没有取得完整的平等意义上的城市的地位。"（28）
    重庆的近代商业结构与上海有不同的特征。隗瀛涛等指出，重庆近代商业分为华商和洋商两个系统，其中以包括本地商人和外地商人在内的华商为主，外商及其买办自行经营的很少，以至近代重庆没有出现买办阶级。关于贸易市场，他们认为，开埠以后重庆由川东区域商业中心逐步演变为西南地区以转口贸易为主的中心城市。抗战时期大量商业机构的内迁又使重庆成为大后方经济中心。他们又指出，在工业中心尚未形成之前，重庆的经济中心地位是不完整的。他们认为，城市商业的发展，使其主要功能由军事、政治中心转变为经济中心（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