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学者在分析近代重庆城市社会时，剖析了几个具有典型特征的阶层：1.富商阶层，指近代出现的一批较大的商业资本家，多是一些为洋行服务或直接从事外贸的商人，人数不多。直至清末，重庆"尚未有以实业成为巨富者"（40）；2.下层社会，主要指卖苦力的下层贫民，尤以沿江居住或散居市内的栅户最为典型；3.秘密社会，主要指袍哥。他们曾经是下层贫民的社会组织，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反动的社会力量（41）。
    城市社会研究的一个热点是下层社会。上海的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尤为显著。苏智良和陈蒙从近代上海城市化的进程中寻找帮会膨胀的原因。他们认为，城市人口的过剩造成了一个庞大的游民阶层，为帮会提供了后备军与社会基础；社会控制的无力造成了帮会势力的膨胀；租界与华界并存所形成的四分五裂的社会生活环境，成为流氓、帮会团伙滋生的温床；上海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促成了帮会势力的空前发展（42）。
    澳大利亚学者马丁将上海帮会的兴起与移民联系起来，认为作为移民城市的上海是一个社会聚合力脆弱的城市。乡土制度成为流氓组织的基础结构。他还生动地将近代上海喻为"城市梁山泊"，认为当时的上海不是一个城市，而是三个城市，从而使上海的流氓把农村土匪在两县或两行政区之间的无人区建立自己巢穴的典型策略成功地搬到城市环境之中。他认为，法租界当局为了维持其对租界的控制而不断寻求青帮首领与"仲董派"领袖的权力平衡，是使青帮势力得以膨胀的重要原因（43）。
    《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的作者则认为，上海帮会活动最猖獗的是在城市边缘或租界与华界交界地区，租界并非帮会活动的中心。帮会在上海的发展，与城市的法制化进程成反比，与社会动荡和权力结构失衡成正比。源于租界的公共治安体系对帮会的发展起着抑制作用，迫使租界帮会不得不向近代法制体系投降，其活动也向公开化、合法化乃至绅士化发展，而华界帮会依然充当社会一级权力机构（44）。
    此外，关于娼妓、乞丐以及小市民等，近年来国内外学者都做过专题研究，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介绍。
    近代城市社会结构研究的另一个热点是对城市社会组织的研究。研究者尤其注意研究城市中的会馆、公所和同乡会等。一般认为，会馆、公所是传统社会组织的延续，一些研究者往往将其视为结构和功能迥异的两类社会组织：会馆为同籍移民的同乡组织，公所则为同业的行会组织。徐鼎新的研究表明，上海的同乡团体含有一定程度的同业组合的因素，而同业团体中又形成若干地域帮口。这种同乡、同业交织的复杂社会现象，正是中国传统行会组织的特点。他的研究用了美国学者威廉·罗的定义--复合结构（45）。开埠以后，上海同乡团体发生的分化和组合，反映了近代各商帮力量的消长。同业团体的变化则表现为新型行业团体的出现，其结构打破了狭隘的地域界限和旧有行业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乡谊维系和行会束缚。他认为，近代上海同业团体的近代化进程是缓慢的，到20世纪初，会馆、公所等传统组织，少数演化为纯同乡团体，而大多数改组为同业公会（联合会）（46）。
    高洪兴则认为，清末民初，近代上海的同乡会馆、公所逐步向同乡会馆转化，而那些完全按行业组合的会馆、公所则由于其封建行会性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而逐渐趋于没落，最终于20年代后期被同业公会所取代。他认为，同乡会兴起后，会馆、公所逐渐变成只为死者服务的慈善组织，而同乡会则相应变成为生者服务的组织，体现了两类同乡组织功能的分工（47）。
    美国学者顾德曼通过对民初以来上海同乡组织的研究，提出会与同乡会都是一般同乡组织，以同乡关系为纽带。民初以后同乡组织的发展说明了：1.在组织特征上，各界的层次区别逐渐明朗；2.新社团的形成意味着与旧式会馆的分道扬镳，但并非对立；3.各社团同乡圈按更小的地理单位划分，主要是因为移民人口的增长（48）。
    顾德曼还以成立于30年代的上海浦东同乡会为例，提出同乡感情不一定真有传统，"同乡概念只要有用就会存在"。同乡团体是上海市民心态和社会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们行使了重要的半官方机构的职能（49）。在这里，顾德曼引用了近年来在美国近代中国历史学家中引起广泛讨论的"公共领域"的概念。她认为，30年代异常活跃的同乡组织显示出一种"民众意志"的存在，它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一种"公共领域或市民社会的萌芽和发展。"（50）
    王笛对近代重庆城市社会组织的研究表明，重庆的会馆、同业行会和公所也体现了同乡与同业双重组合的结构特征。他认为，以会馆为代表的社会组织的设立是移民适应城市新环境的需要。会馆是同籍移民社交活动的重要场所，既可以联络感情、沟通消息，又可以为他们解决许多实际困难；在与土著居民发生矛盾和摩擦时，还可以维护移民的利益。后来，会馆逐渐发展成在政治、宗教、社会等方面对整个城市都有相当影响的组织。会馆首领"八省首事"几乎参与了涉及城市管理和建设的各项事务。地方事务若没有八省首事的参与，便难以进行。他认为，会馆的普遍设立导致了移民的彼此隔阂和分离，使其同化和融合过程缓慢，对社会有一定的割裂作用（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