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末年，官至广西参政的夏浚，利用致仕家居时间，“博取昭代典章，仿朱子《纲目》，勒成野史三十六卷，题曰《皇明大纪》”（17）。是书未刻，今惟北图有一卷抄本残存。
    薛应旂（1500--1576？），早年即开始搜集当代史材料。自称：“自鼓箧以至入仕（嘉靖十四年），凡我昭代之成宪典章，或纪载于馆阁，或传报于邸舍，见辄手录。历有岁年，几于充栋。”（18）。准备以后有机会的话，就动手撰写。以后，因奔走于仕途，迟迟未能动笔。值隆庆年间，始撰成《宪章录》一书。万历二年刊刻。
    王世贞也自称早年即注意搜集本朝典故材料，嘉靖二十六年中进士以后，更是“好问朝家故典与阀阅琬琰之详”（19），三十年如一日。
    从以上的史学活动考察中，我们不难发现，在有明中叶，当代史的研撰，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重视。这种重视表现为，到了嘉靖初期，一些有远见的学者，不约而同地开始搜集零星的当代史资料。而到了嘉靖中后期，他们则陆陆续续地撰成了一些不同体载的明史专著，呈献给了社会，从而使明史的研撰，出现了第一个高潮。自嘉靖以迄隆庆，论时间只有五十一年历史，然而，在明史研撰领域，它却创造出了前一百五十余年不曾有过的成绩，这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就这点而言，我们称这个时期为明史研撰的勃兴时期，应该说是毫不过分的。
    二
    一个时代的史学研究，有一个时代的风尚，史学研究有鲜明的时代性。因此，史学史，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努力揭示各个时代史学研究的时代特征。嘉隆两代的明史研撰，是明代史学发展过程中十分重要的一个阶段。那么，它作为一个特定的阶段，又到底有哪些基本特征呢？从对第一代明史专著的分析来看，它有以下三大特征：
    首先是资治意识特浓。第一代明史专家，尽管由于每个史家的社会阅历、知识结构、社会地位不尽相同，其直接的创作动机相应地也存在些差异，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强调历史研究要为时政服务。故而，第一代明史专著的实用性很强，是一批历史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联的史著。这点，既是由当代史著作的特点决定的，也是由嘉隆时代特定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一般说来，当代史著作，尤其是草创时期、危机时期所产生的当代史著作，必然会和时政有着千丝马缕的关系，谁也无法把它们彻底割裂开来。这种著作，其优点是能直接为时政服务，深为当时读者所欢迎；但由于时代近，没能经过理智的过滤、历史的沉淀，因而又存在着不够客观、全面、准确的一面。这个特征是就史家们撰史的主体意识而言的。
    其次是取材范围狭窄。取材问题是史书研撰实践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一部史书的撰写，到底取了哪些材料？这些材料的质量如何？这是两个直接关系到一部史书质量的基本问题。那么，作为第一代明史专著，它们的取材又有什么特点呢？我以为，它们最大的特点就是，主要是依据野史、家史材料写成的。第一代明史著作诞生在明代列圣实录秘藏的时代，档案材料不开放，这使这个时期的撰史者，不得不主要凭借零星的历史材料来写史。
    嘉隆时代，仍是一个明列圣实录秘藏的时代。明代和宋代相比，官方修史事业不发达，列朝惟修每帝实录和宝训而已。而且有个怪习惯，不许实录流传民间，只准皇家图书馆和内阁各收藏一套。这种状况，到嘉隆时代仍无改观。值万历中叶以后，才有实录流传民间。实录是编年体史料长编，也可以说是经过初步整理的档案大全，是私人撰写明史著作的基本材料。实录秘藏，无疑就限制了私史的研撰。有些人认为，嘉隆时代的史家撰写明史著作，已经使用了明列圣实录材料。我以为，这个结论是不能成立的。据考察，在嘉隆时代，明列圣实录的传播范围，仍然是十分狭隘的。在这个时期的史家中，没有一个人读过明列圣实录。因此，第一批明史专著，和以后的明史专著广泛使用明列圣实录资料相比，比较明显的一个特征便是，它们主要是依据稗史、笔记、文集、方志、“制书”、“志录”、“谱牒”等零星材料写成的。没有参照过实录，错误难免不少。这一点，也正是第一批明史著作遭晚明清初看到过明列圣实录的史家訾议的症结所在。
    其三是体裁全而又有所创新。从体裁上来看，第一批明史著作，可约略述为二端：
    一则各体皆有而以编年居多。中国传统的三大古典史体，明中叶的史家都使用了，如纪传体有《吾学编》，纪事本末体有《鸿猷录》，编年体有《通纪》等。郑晓、陈建、高岱诸史家，仿佛约好似的，分别以不同的体裁，写出了自己的明史专著。和晚明以纪传体明史著作为主所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明史著作，以编年体为大宗。此期的编年史，从名称上看，主要可划为三个系列，各以陈建《通纪》、雷礼《大政记》和薛应旂《宪章录》为代表。《通纪》，全称《皇明资治通纪》，“仿《资治通鉴》而作”（20）。《大政记》，按郑履淳的解释：“大政记者，记政之大者也。政必端大本。”审大机、建大法”（21）。仿“朱子《纲目》及本纪”（22）而来。《宪章录》，“盖以成宪典章，万世所刍遵守，且追夫子宪章文武之意，以寓从周之义也”（23）。从形式上看，可划成“通鉴式”和“纲目式”两大类。前者惟《宪章录》一书，余皆不同程度地受纲目体的影响。这包括《龙飞纪略》、《皇明大事记》、《皇明启运录》、《通纪》、《大政记》、《明大纪》诸书。那么，第一批明史专著为何又会以编年体（尤其是纲目体）居多呢？这恐怕有以下三个因素：（1）朱子影响大。南宋以迄有明中叶，朱子理学是占主导地位的官方哲学，余波所及，遂使纲目体也独占史坛鳌头。（2）符合资治目的。形式决定于内容，史体取决于撰史目的。编年体偏重政治、军事、便于总结经验教训，为时政服务。出自资治这一目的，故史家撰史，多用编年体。（3）结构简单。这个时代，明史材料少而零星，撰作结构复杂的纪传史困难大；而编年史则结构简单，只须用极少材料，按年月、按一定宗旨，即可编次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