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则在史体上有一定的创新。《列卿纪》在史体上的创新，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雷礼《列卿纪》专述“开国以来，中书省辅臣、六曹诸司以下其人与事”（24）。此书最大的特点，便是糅职官年表与人物行实于一体。全书以职官为经而以年表和行实为纬，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职官由中央到地方，自中书省、御史台及殿、阁、部、院、府、司、寺、监及总督、巡抚、依次为列。自翰林院始，皆并载南京相应的职官系统。《年表》皆书姓名、籍贯、“出身”及任职前职务、任职时限，以防同名而误。不用旁行斜上式的表谱体，而惟以拜罢年月为次题名。《行实》略如传体，惟终于本职者，详载始末，余则于所历之职，分裁其本任之事迹。由于《列卿纪》是按部门来编排的，而一个大臣，一生之中，又往往要历仕许多职官部门，这在《行实》中势必要广泛使用互见法，以尽量减少重复之弊，因而常有“余详×××”字样。司马迁、班固以来，有人物列传，有年表，却不闻有糅职官年表与人物行实于一体的著作。有，则自《列卿纪》始也。这是雷礼的最大贡献所在。可惜的是，《列卿纪》和别的明史著作一样，它们在史体上的创新，尚未为后人所接受。
    三
    从文献学自身的演变规律来看，这类体例严整、内容系统、部帙庞大的明史著作的产生是必然的。但到底出现在何时，则是由特定时代的可能条件所决定的。第一批明史专著的产生，之所以是在嘉靖朝而不是在别的某一朝，这绝非是平白无故的，它是由嘉靖时代所具有的一些特定历史因素促成的。
    首先是社会危机的加深。一般说来，正统朝是明帝国由强而弱的一大转折点。打那以后，明帝国的政治、军事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用史家陈建的话来说，“自此而天子深居大内，不与群臣相接议政矣；自此而中官势炽，中外之权，一归于司礼监矣；自此而承平玩持，纲纪百度，浸以变易怠弛矣；自此而武备浸弛，胡虏跳梁，而边患日作矣”（25）。尤其是武宗，任太监，近佞臣，建“豹房”，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结果，死后留下了一副烂摊子，“累朝弊政，至正德而极”（26）。这话是一点不虚的。世宗嘉靖帝时，阁员们顾自争权夺利，而世宗则是求神拜道，祈求长生。嘉靖二十一年有宫女谋杀皇帝的“壬寅宫变”，此后，深居西苑，二十几年不视大内。二十九年，有蒙古俺答八侵的“庚戎之变”。三十一年以后，东南沿海更不断有倭寇来骚扰。对嘉靖中叶这一情况，晚明史家许重熙有概括性的描述：“试观嘉靖时何等时也！俺、吉并骜，烽火日惊；破城杀将，东西告急。直、海逛逞，几半天下；所在丛窟，一止一起。兵荒连岁，租税全蠲；战士死生，优卹屡下。物力自当告诎，智勇至且交困”（27）。可见，到了嘉靖中叶，明帝国已陷入了很深的危机之中。
    危机促人反思。明中叶以后，人们已不再满足于前代史的反思。他们更多地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当代史上面，力图直接从本朝史演变轨迹的反思中，求得现成的答案。“祖宗时士马精强，边烽少警，而后来则胡骑往往深入无忌也；祖宗时风俗淳美，真才辈出，而迩来则渐浇漓也；祖宗时财用有余，而迩来则变易废弛比比也。是果世变成江河之趋而不可挽与，抑人事之得失有以致之也？”（28）。到底是“世变”还是“人事”导致了明帝国江河日下局面？这是陈建等一邦”体国爱君，忧时察治”的封建有识之士在苦苦探寻的一个问题。他们非常想为国家的中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于是，纷纷向社会呈献了自己的力作。陈建作《通纪》，开宗明义地提出“诚欲为当世借箸筹之，挽回祖宗之盛。”（29）高岱作《鸿猷录》，是要通过对“诚万世定保之谟”的“赫赫鸿猷”的宣扬，使当权者“思创业之艰难，则必严保太之训；睹守成之功烈，则必慎防患之图”（30）。雷礼作《列卿纪》，是要“俾居其官者，鉴已往之得失，知所以劝惩焉”（31）。总之，他们想通过“宪章”列祖列宗的丰功伟绩，“訏谟懿法”，来重振明天朝的声威。
    其次是通今思潮的兴起。在嘉靖之前，“通今殆鲜”，不关心时政问题的研究，是社会上的普通现象。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是科举制度造成的。明王朝实行科举制度，以经取士，只要能通一经，就有希望中进士，所以，“束书不观，转相传习，唯记诵访问套语以猎科第”（32）现象十分严重。自然，也就很少有人去钻前代史、本朝史。另一方面，明列圣实录秘藏，“不惟草莱书生，目不及见，（即）庙堂缙绅之士，亦有不及知者”（33）。致百余年来，没有人敢去撰作当代史专著。没有一部当代史专著，自然，人们对当代史知识的了解也很可怜。科举制和国史之失修，导致的直接的不良后果，就使得人们一心只读圣贤书，不需要关心时政问题的研究，也不需要通晓当代史。从而出现“士乏通今之学”现象，“其于政体得失、人材优劣且不论，只历朝纪年及后姓陵名，知者亦鲜”（34）。沈德符说《通纪》刊刻以后，“俗儒浅学多剽其略以示博洽”（35），“剽其略”即可以夸博洽，时人当代史知识的贫乏程度，于此也可略见一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