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股恶劣的学风,到了正德末嘉靖初,在一些有识之士的倡导下,终于逐步得到了扭转。时政问题的越来越严重,使一大批有识之士越来越感到非改变这种学风不可。据笔者的初步考察,最早倡导这一新思潮的人,是郑儒泰、郑晓父子。郑儒泰本人是位教师(训导),影响不大。他的可贵之处是能在社会普遍不关心时务的情况下,要求儿子郑晓学习西汉贾谊那种注重时政问题研究的精神,“不习为吏,视已成事,矧昭代典章法度,得失治乱,关国运盛衰”(36)。这一教导,使郑晓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注重读有裨实用的书。嘉靖二年中进士以后,即穷搜兵部所藏历朝档案,撰成《九边图志》三十卷。这是第一部有关“九边”史地的著作,一时“士林争传之”(37)。郑晓的长子说晓“每谈昭代,明证周悉,凿凿示掌”(38),可见晓对当代史的精通程度。晓是嘉靖时代最为博洽多闻的学者之一,也可以说是资格最老的当代史专家;又是位居“八座”的官员,威望很高,所以,他对嘉靖时代通今学风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其后,雷礼、何良俊等人也积极倡导这一学风。雷礼认为,“生逢圣世,当究心昭代典故、前修得失”(39)。何良俊(1506--1573)也认为:“士必通达国体,而后可与成事功。”(40)在这些学者的倡导下,一股强调研究明代“世道之盛衰,人物之升降,风俗之降替”(41)的新学风,终于逐步取得学术界尤其是史学界的支配地位。嘉靖中叶以后,社会上逐渐以博古通今为高。杨慎称:“近日稍知务博。”(42)郑晓在嘉靖末年也说:“近二十年来,士大夫始以通今学古为高矣。”(43)在通今思潮的影响下,于是就有人去研撰当代史,也有人去阅读当代史著作。 其三是修史材料的一定储备。修史自然离不开广博的史料。明列圣实录虽然不开放,但一百五十余年以来,“制书”、“杂史、笔记、传记、方志、文集”等,毕竟也积累了不少,这就为撰修明史专著奠定了基础。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到了嘉靖时代,(1)出现了一批文献汇编性质的书,如俞宪的《皇明进士登科考》、傅凤翱的《皇明诏令》、金寿的《皇明历朝时务策要》、董训的《皇明名臣经济录》、张瀚的《皇明疏议辑略》、李允植的《皇明群书题要》、凌翰的《群书类考》、袁褧的《金声玉振集》、霍韬的《明良集》、佚名氏《艺海汇编》等。(2)出现了一批供宣传用的人物传记集,如彭韶的《国朝名臣录赞》、杨庸的《皇明名臣言行录》和《皇明理学名臣言行录》、尹直的《皇明名臣言行通录》、徐竑的《皇明名臣琬琰录》、朱大韶的《皇明名臣墓铭》、徐咸的《皇明名臣言行录》、袁袠的《皇明献实》、沈应魁的《皇明名臣言行录新编》等。以上两类经过初步整理的明史史料书,本身虽称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史著,但它们无疑为撰修明史专著铺平了道路。 如前所述,嘉靖时代的史料储备情况虽比以前好些,但明列圣实录看不到的局面仍末扭转,结果却兴起了当代史研撰的高潮。这里的关键,就是因为嘉靖时代有强烈的通今、资治意识。 注释: ①谈迁《国榷》喻应益《序》。 ②顾炎武《亭林文集》卷5,《书吴、潘二子事》。 ③(11)(28)(29)陈建《皇明资治通纪·自序》天一阁藏原刻本。 ④⑨陈建《皇明启运录》卷8,洪武二十六年十一月,南京图书馆藏原刻本(孤本)。 ⑤据何乔远《名山藏·本士记·吴朴传》、康熙《诏安县志》卷11《吴朴传》。 ⑥⑦《四库全书总目》卷48《龙飞纪略提要》。 ⑧宣统《东莞县志》卷58《陈建传》。 ⑩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18《孙宜传》。 (12)郑晓《吾学编》、郑履淳《后序》,隆庆元年刻本。 (13)(24)(30)高岱《鸿猷录·自序》。 (14)同治《丰城县志》卷13《雷礼传》。 (15)郑晓《郑端简公文集》卷3《答雷古和书》,万历刻本。 (16)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页366,商务版。 (17)同治《玉山县志》卷8《夏浚传》。 (18)薛应旂《宪章录·自序》,万历刻本。 (19)王世贞《弇山堂别集·自序》。 (20)陈建《皇明资治通纪·凡例》。 (21)郑晓《吾学编》、郑履淳《大政记序》。 (22)郑晓《吾学编》、郑履淳《叙》。 (23)陆光宅《刻宪章录跋》。 (24)雷礼《列卿纪》,顾起元《序》,台湾《元明史料丛书》。 (25)陈建《皇明资治通纪》后编卷13,正统十年。 (26)同上,后编卷32,正德八年。 (27)许重熙《嘉靖以来注略·自序》。 (31)雷礼《列卿纪·引》。 (32)薛应《方山先生文集》卷3《宋元通鉴·义例》。 (33)吴朴《龙飞纪略》林希元《序》,北图藏原刻本。 (34)(43)郑晓《今言》第74条。 (35)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5,《焚〈通纪〉》。 (36)郑晓《吾学编余》郑心材《跋》。 (37)张萱《西园闻见录》卷8《著述》。 (38)郑晓《征吾录》郑履淳《叙》,《郑端简公全书》。 (39)郑晓《吾学编》雷礼《序》。 (40)何良俊《四友斋丛说》朱大韶《序》引。 (41)同上,卷5。 (42)朱荃宰《文通》卷2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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