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坚持中国史学劝善惩恶的优良传统，爱国主义思想贯穿全书
    中国古代史学一向具有对政权实行监督对社会进行教育的特点，劝善惩恶是其重要传统之一。陆游作为一个政治上具有积极参与意识的人，“尧舜其君民”是他的追求与理想（16），因而宣传风教、表彰忠节，鞭笞奸佞便成为他治史时的一个重要原则。这类内容在《南唐书》中随处皆是。如宣传风教，卷十七《陈褒传》写陈褒一族“十世同居”、和睦亲善，“日会食堂上”，又知书达礼重教化，“筑书楼延四方学者”，不仅发展了地方文化，而且形成风范影响一方，“乡邻化其德，狱讼为之衰息”；卷十四《蒯{K1CA06.JPG}传》突出蒯{K1CA06.JPG}的重然诺、重友道；卷五《查文徽传》记查氏一门扶危济困，得成海陵望族；卷十五《王舆传》写王舆为人尽力脱冤，“人推其长者”。这些美德，在建设精神文明的今天仍然具有教育意义。陆游一生仕途偃蹇，多次罢官归家，有时生活在乡间，因而他比较了解下层人民的疾苦怨恨。他和百姓一样深望社会有稳定秩序，生产有安定环境，所以他反对贪官和苛政。他表彰忠节、鞭笞奸佞，自然也系事官吏之贪廉。卷七《徐玠传》写徐玠“老而益贪鄙”，好神仙食丹以求长生，却看钱重，总是“以下价市丹砂恶者，治丹人以为笑”。未著一字评论，却活画出一个贪婪的守财奴形象。卷九《刘彦贞传》写刘氏“官倒”，“黩货自殖”，又“强行放债”，市肆不问贫富，概出资助之而收其赢”；还挖空心思开财源，以浚城壕名截百姓溉田之水，迫使百姓卖田，他“择尤膏腴者以下价售之，乃复潴塘水如初，岁入不可胜计”。这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在贪官污吏手里，权力是如何变成了谋财的工具。陆游所褒扬的官吏，如卷六的何敬洙，卷八的刘茂忠皆体恤民情、清正廉洁者。卷二《元宗纪》里更详载楚州“白水塘事件”。时上诏各州县修陂塘，抗旱灾保生产，“吏缘为奸，强夺民田为屯田”，并使“力役暴兴”，百姓苦极，“以数丈竹去节，焚香於中，仰天诉冤”，一时“江淮骚然”。知制诰徐铉请命往治，“悉取所夺田还民”，当众谴责奸吏，“百姓感悦”，徐铉由此得罪权势而遭贬。陆游于此事件末仅著一笔“而白水塘等役亦赖以止”，言简意赅，这一笔是最好的论赞，使徐铉不顾自身安危而为民请命的高大形象跃然纸上。
    《南唐书》的褒贬还因陆游所生活的特殊历史环境而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陆游生于徽宗宣和七年冬，次年即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渡河，东京沦陷。二年四月，徽、钦二宗被掳，北宋灭亡。时陆游尚不足两周岁，其家辗转流徙，由荥阳至东京，再逃难寿州，又自淮徂江，归山阴故居避乱（17）。南宋都临安后，金兵复南侵，高宗为形势所迫不得不起用主战派抗金。而一俟偏安可得，高宗就任用秦桧等投降派，割弃秦岭淮河以北土地，向金纳贡称臣。从此苟安成为国策，主战派也就常受主和派的排挤、打击。陆游就是生长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他自幼深受父辈爱国思想的熏陶，始终是一个激进的主战派，至死还在悲哀国土的不统一，这自然难于受到执政者重用，所以他一生郁郁不得志。眼看着奸佞当道，南宋日衰，陆游深深愤慨，反映在《南唐书》治史上，便是将劝善惩恶表现为贯穿全书的爱国主义。
    陆游以大量篇幅浓墨重彩地彰显南唐坚决抵抗、宁死不屈的报国忠良。如卷十写皇甫晖、卢绛，卷十四郭延渭，卷十三刘仁赡’皆长期困守孤城，忠烈正气彪炳天地。刘仁赡守寿州，明知外援完全断绝，却无丝毫动摇，斩杀怯敌的儿子于阵前，周世宗两度亲征不能下。后来仁赡病逝，州人皆哭；偏裨及士卒自刭以徇者数十人；南唐主闻噩耗“哭之恸”，北国主也“遣使吊祭”，北宋灭南唐后，宋太祖尚特命仁赡子为都官郎中，“嘉其忠臣之后”；直到南宋时，百姓还在感念，“庙食寿春不绝”。陆游如此细致地描写人们对烈士的感佩，实际正是写他自己的崇敬。
    武将成仁，文臣死节，陆游一一为其列传，盛赞“皆天下伟丈夫事”；而对于祸国殃民的卖民贼，陆游当然不会忘记将他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并且于此种败类皆明白交待其不得善终。如卷十五写卖国贼刘承勋最终乞食街头冻馁而死、卷十写皇甫继勋被“军士云集臠之，斯须皆尽”，也是一种明显的感情倾向。
    二重视历史的借鉴作用，注意总结统治经验和教训
    我国历代政治家、史学家都极重视历史经验的借鉴，所谓“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已任的传统责任感在陆游身上表现得十分强烈，他认为“学者当以经论天下自期”（18），因而追慕伊尹、姜尚、诸葛亮、王猛等人，渴望自己能象他们那样以政治家的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这一思想基础使他注重总结南唐政权的兴亡得失，成为陆游治史的又一鲜明特色。陆游总结南唐得失，主要是从下面几个方面进行：
    第一，总结南唐前期的宽政、节俭、重视发展生产。五代十国时期的封建割据对当时的社会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人民盼望安定的生产环境，社会需要恢复经济的正常秩序。南唐初主李昪治国，能把握住这种时代需要，以此赢得实力和民心。卷一《烈祖纪》有大量记载，说“时江淮初定，守令皆武夫，专事军旅。帝独褒廉吏，课农桑”，“罢去苛政，与吾民更始”，一时“上下悦服”，大得人心。南唐虽拥有较强大的兵力，李昪又是个军事家，但他“兵不妄动”，使“境内赖以休息”。他多次“除民田税”，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境内人民发展生产。曾诏“民有向风来归者，授之土田，仍给复三岁”、“民三年艺桑及三千本者，赐帛五十匹；每丁垦田及八十亩者，赐钱二万，皆五年勿受租税”。他又恭行节俭，不营造新京和宫殿，“即金陵治所为宫”，至其逝“终不改作”；为防止玩物丧志，李昪下令“放诸州所献珍禽异兽于钟山”，“罢各地杂贡”；日常“蹑蒲履，用铁盆盎，暑月寝殿施青葛帷”，“左右宫婢才数人，服饰朴陋”。李昪这样做并非因为困乏或谏诤所迫，是他自己能时时自律。所以陆游高度评价李昪：“仁厚恭俭，务在养民，有古贤主之风焉”。比之《史记》、《汉书》里汉文帝的节俭，《南唐书》中的李昪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陆游所以这么注重写节俭、宽政，不仅要与南唐之末的骄奢作对比，更是要与南宋苟安政权的醉生梦死作对比。放翁曾有诗曰：“诸公日饫万钱厨，人乳蒸豚玉石无。谁信秋风雒城里，有人归棹为尊鲈”（19）、“巨浸稽天日沸腾，九州人民若丘陵。一朝财得居平土，峻宇雕墙已遽兴”（20），又曰“孤忠要有人知我，万事当思后视今。君看宣王所似主，一篇庭燎未忘箴”（21）。这些读史诗，皆有感而发，其用意所在，集中为反对竭泽而渔的苛政、讽刺最高统治者的贪图享受。这与他在《南唐书》里对李昪的赞扬可谓异曲同工、互为表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