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较为进步的历史观
    宋代是理学盛行时期。理学的“格物”、“穷理”需要史学来“考古今，察人伦”，所以宋代许多理学家重视历史研究；而理学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统治地位又对史学产生极大影响，宋代许多史著便带有明显的理学色彩。陆较少受这种氛围的影响。如宋代史学受理学讲究“道统”的影响而特别重正统，讲究王朝的正统排列，谁排上了正统，谁就拥有了正统的名分，“名分正则天下定”（36），于是其统治便具有合理性。宋由禅周立国，自然以中原为正统，撰南唐三主事，《薛史》称《僭伪列传》；《欧史》称《南唐世家》；胡恢亦“以李氏割据江表，列于伪间，非有天下者”而题“载记”（37）；马令曰“书”，说是“予作此书，尊天子于中原而僭伪之事则不为南唐讳者，岂无意哉，盖尊天子所以一天下之统，书其僭伪以著李氏之罪”（38）。且诸书皆用中原纪年，以“春秋笔法”表现其正统观念。陆游却撰三主纪，用南唐纪年，表现出与流俗的不同。陆游并非要加入赵宋承统之辩，他认为用纪与否只是编纂体例问题，所以他援引北宋苏颂的观点，说“苏丞相颂得恢书而非之曰：‘夫所谓纪者，盖摘其事之纲要系于岁月，属于时君……言纪者不足于别正闰’”（39）。
    陆游所以能产生这样的思想，或许与所处的时代有关。南宋虽然偏安江南，形势正与南唐相似，但南宋爱国者的民族精神使他们认定中国正统在江南的南宋而不在中原的金国，《南唐书》处处强调五代时期中国的典章文物制度多存于南唐，正是这种思想的反映。
    陆游还比较注意分析政治、经济形势、注重具体事件中的地理因素，注意人事定夺的得失，这显示出他进步于理学家总结历史进程时强调帝王心术为唯一决定因素的地方。
    《南唐书》还表现出陆游对宗教迷信的排斥。陆游一生不得志，有时也在落魄失意中访道读经，以排遣心中的苦闷，故在其诗文中可见大量与和尚道士的交结往来。但说到底，陆游的思想还是儒家的思想，“素心虽愿老丘壑，大义未敢忘君臣”（40），他不可能真正潜心于青灯黄卷，遁入空门，更不迷信佛道佞说。所以《南唐书》列举了大量笃佛事道后亦总结其多方面的危害：说“悉取给县官”耗费大量币藏；用佛度法，僧尼奸淫狱成，不以法治却“礼佛百而舍之”，甚至依法当斩者，临刑“则于宫中佛前燃灯，以达旦为验，谓之‘命灯’，未旦而灭则论如律，不然率贷死。富人赂宦官窃续膏油，往往获免”；又使奸人缘此以进，如北僧“小长老”因善论天宫地狱果报之说得入宫，一方面惑主乱政，同时又做宋军间谍，“请于牛头山造寺千余间”，宋军渡江，“即其寺为营”，聚徒千人，“故造不祥语以摇人心”。又应一些北僧之请造石塔于采石矶，宋军南下则用石塔架成浮桥；还使得上下附信，驰政误国，当金陵陷入重围后，只知“召小长老求助”，“下令军民皆诵救苦菩萨，声如江涛”。其执迷若此，国家岂有不亡之理！所以陆游说：“南唐偏国短世，无大淫虐，徒以浸衰而已。要其最可为后世戒者，酷好浮屠也”（41）。因此陆游又很重视记载反宗教迷信的言行。李昪因服丹而死，陆游记他临终谓李璟：“吾服金石求长生，今反若此，汝宜以为戒也”（42）。此外表扬谏后主勿学“梁武惑浮屠而亡”的进士汪涣，表扬江王景逷”独尊六经名教、排斥佛屠不少挠、表扬徐铉献《述仙赋》以讽好神仙道家的齐王景达等。陆游亦注重揭露卜筮占相术的虚假骗人，并将此认识付诸实践。隆兴初年，他反对接受{K1CA07.JPG}州所献“庆云图”，曾上札子说：“深恐自此草木之妖、氛气之怪、纬侯之说、歌颂之文纷纷来上，却之则自起其端，不却则将成俗”（43）。所有这些，充分表现了陆游对宗教迷信害政的认识与反对。
    《南唐书》所反映的陆游上述思想、观念，今天看来仍不失其进步意义。
    五文笔简赅，选材编纂皆有法度，增补保存了一些南唐史料
    身为大文学家的陆游，作诗为文当然皆称大手笔。《南唐书》的人物传，多用性格化的语言，或者用时人的评价、称谓，廖廖数语即可勾勒出一个个鲜明的人物形象；有时又善用白描手法，不置一词评议，完全以叙事写人；而许多人物传后，他以“论”的形式直接插入议论，结合南宋现实，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观，表现他的爱憎，寄寓他的抱负、希望与理想。这是陆游卓越史才的反映。
    记叙史事，陆游也选材有法，行文言简意赅。如写宋齐丘之死状，马令书、《资治通鉴》、《江南录》、《十国纪年》皆云齐丘惭愧，自缢而亡；《江表志》谓其阖家数日不得食，家人不堪受牵累，以絮塞其口而卒；陆游取《江表志》饿死之说，但弃其占语、塞口、死后黑气等，只记以“初命穴墙给食，俄又绝之，以馁卒”。又如湖南马氏乱时，廖偃、彭师暠的是非功过《五代史》《江表志》《十国纪年》各执其说，陆游深深感叹各说相去之异，乃勾稽史实，详析其事，使二人之忠节得以显白。由此我们可知陆氏治史能精细考证史料、择善而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