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661-721），著名史学家。字子玄，唐代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永隆进士。武后时历任著作佐郎、左史、著作郎、秘书少监等职，兼修国史。中宗时参与编修《则天皇后实录》。他在长期修史、精研史学的基础上，撰写了我国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史通》。
    《史通》成书于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分内篇与外篇两部分，各十卷。 内篇三十九篇，外篇十三篇。因内篇三篇亡佚，实存四十九篇。所涉内容，包括史籍源流、体例、编撰方法、史官建置沿革以及各类史书得失，可谓全面系统，博大精深。刘知几的写作观念，集中体现在《史通》里。后人曾将《史通》与《文心雕龙》对举，宋代黄庭坚谓"刘勰《文心雕龙》，刘子玄《史通》，……讥弹古人，大中文病，不可不知也。"（《山老人刀笔》卷二《与王立之承直方》）清人黄叔琳谓《史通》"书在文史类中，允与刘彦和之《雕龙》相匹"（《史通·黄叔琳序》），都是颇具眼力的。所谓"大中文病"，是说刘勰与刘知几的作文理论，都尖锐抨击了六朝以来的浮丽文风，切中时弊。所不同的是，《文心雕龙》旨在论文，侧重文学写作；《史通》主要评史，强调史传文的写作而已。
    一、"实录直书"的写作原则
    周秦两汉之时，史与文并无观念上的区别。《论语·雍也》篇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韩非子·难言》篇云："捷敏辨给，繁于文采，则见以为史。"《汉书·公孙弘传》赞云："文章司马迁相如"，将史学家司马迁与文学家司马相如同以"文章"并称。可见彼时文、史不分。至六朝，文日重词彩，主性情；史重载言记事，褒贬是非，而逐渐离分。南朝梁萧统编《文选》，摒史于文外，即显示出认识上的变化。刘知几肯定了史与文的差异，亦即史传文与一般文学体裁上的区别。他首先指出"文之将史，其流一焉"（《载文》），然后说，"然朴散淳销，时移世异，文之与史，皎然异辙"（《核才》）。明确指出由于时代的发展，使文与史产生了分野，具有朴素的唯物观点。
    史传文的社会功能，认识功能，在刘知几看来，也不外乎"惩恶劝善，观风察俗"，但它是靠生活中的事实，"言成轨则，为世龟镜"（《载文》）的，而不是靠经过创造加工的艺术形象，因此，首先需要真实地反映生活事实。刘知几说："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惑经》。）"实录直书"，可以说是他提出的史传文写作原则，也是最基本的主张。
    所谓"实录"，就是要实实在在地录写。"不虚美不隐恶"（《载文》），"盖明镜之照物也，妍媸必露，不以毛嫱之面或有庇瑕，而寝其鉴也；虚空之传响也，清浊必闻，不以绵驹之歌时有误曲，而辍其应也。……善恶必书，斯为实录"（《惑经》）。毛嫱是古时的美女，但如果面部有斑点，也不应掩饰；绵驹是高唐善歌之人，倘若唱有误曲，也不应隐去。只有这样尊重事实，客观反映事实，才称得上"实录"，也才能起到史传文应有的教化、美刺作用。
    所谓"直书"，从本质上讲，与"实录"是一致的。刘知几说："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杂说》）。其任务和目的仍是"记功司过，彰善瘴恶"（《曲笔》）。书与不书，均须围绕这一点。但二者又不完全是一回事。"直书"是与"曲笔"相对的，还有表现方法上的问题。直，是直书事实；曲，则是转弯抹角，委婉用笔。如事涉君亲，用言隐讳；叙事"杂以寓言"（《曲笔》），乃至后来的"微词"笔法等，均称不得"直书"，而只是"曲笔"。刘知几力倡，既为写史，就应采用前者。
    其实，史贵实录直书，是人人所能言，亦人人所乐道的。世情皆贵直而贱曲，非刘知几所首创。邪曲，被称作小人之道；正直，才是君子之德。但具体做时，却不是一件易事。刘知几看到，"世多趋邪而弃正，不践君子之迹，而行曲自陷小人者"（《直书》），"史之不直，代有其书"（《曲笔》）。即如孔子推崇董狐书法不隐的同时，又提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论语·子路》），其《春秋》也有略别内外，掩恶扬善之处，给后世造成不良影响。刘知几斥责一些撰史的人，往往"美者因其美而美之，虽有其恶，不加毁也；恶者因其恶而恶之，虽有其美，不加誉也"（《疑古》）。更有甚者，"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借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曲笔》）。对这种借撰史以营私的人，刘知几尤其不能容忍，愤怒地称他们为"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恨不"投畀豺虎"（《曲笔》）表现了他严肃的治史态度。刘知几不无感慨地说："古之书事也，令贼臣逆子惧；今之书事也，使忠臣义士羞"，如果春秋时以直书见称的良史南史、董狐有灵，"必切齿于九泉下矣！"（《曲笔》）
    值得称道的是，刘知几对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并没有只停留在慨叹上，而是进一步剖析了其中的原因。史之不直，固然有撰史人私心作怪，但最主要的，还是其社会的因素。他借用汉时童谣"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分析一般人的心理，"故宁顺从以保吉，不忤逆以受害也。"而作史，则更尤甚。因为"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言之若是，吁！可畏乎！"（《直书》）"可畏"者谁？当然首先是那些"贼臣逆子、淫君乱主"，他们害怕其丑事彰明天下，遗臭永远。但继之而来的，自然就是直书者，他们会因此而获罪。刘知几一针见血地指出，"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曲笔》）。这就是史之不直和史之难直的根本原因所在。
    在这里，刘知几对封建当权者提出了大胆的申斥，矛头所向，直中要害。同时，也对治史者，史传文作者提出发问，就是敢不敢"实录直书"的问题。要实录直书，就要有"宁为兰摧玉拆，不为瓦砾长存"的气节，像历史上的良史南史、董狐、韦昭、崔浩一样，"仗气直书，不避强御"，"肆情奋笔，无所阿容"（《直书》）。实际，就是要有一种刚正无私的品质，一种为史献身的精神，方能秉笔直书。此论十分深刻，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总之，实录直书，建立在史传文真实性基础上，又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要坚持这条写作原则，对作者来说，须解决认识问题，更须解决思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