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才、学、识三长的自身修养
    也许会有人认为，既然史传文旨在反映历史事实，不须雕琢文辞，有一定文字表达能力的人即可胜任。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或说偏见。从某种意义上说，史传文写作，较之一般文学创作，更难。刘知几在《史通》中，一再慨叹："夫史才之难，其难甚矣！"（《核才》）这是什么原因呢？
    刘知几尝论从史的人，须有三长，即"才也，学也，识也"。（《旧唐书·刘子玄传》）礼部尚书郑维忠问他："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知几对曰："史有三长，才、学、史。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殖货。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梗楠斧斤，弗能成室。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惧，此为无可加者。"就是说，史学人才须具备才、学、识三长，而三长又以识为中心，所以难得。此论实际是讲史官及史传文作者的自身修养问题。毫无疑问，它在写作理论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
    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也曾讲过，要想思路畅通，神思独运，须"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认为"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即积累学问以储存财宝，斟酌事理以丰富才智，研究阅历以加强识别，驯养情致以顺理辞藻，说它们是作文谋篇的首要环节。也讲作者修养，也涉及到才、学、识，但他是从文学构思角度讲的，内含也不尽相同。而刘知几从史学角度讲，从事修史工作、史传文写作，强调要有史方面才、学、识的综合才能，不只是一般的文字表达能力。其才、学、识的要求，也不是一般的具备，必须要做到"长"。
    从刘知几与郑维忠的对话及《史通》全书中，可以发现，刘知几讲的"才"，主要指对"史体"的精熟理解，全面掌握，敏锐感觉；"学"，主要指有关"史实"的丰富知识，渊博学问，也包括过硬的文字表现功夫。所以说，有学无才，只有后者，没有前者，就像愚笨的商人，手里有钱，买不到货物一样。不懂得"史体"特点，不具备这方面的才能，"史实"掌握再多再熟，文字表现能力再强，也写不出符合"史体"的文章。反之，只有前者，没有后者，就像灵巧的工匠没有木料工具，建不成房屋一样。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史体"再精熟明了，"史实"原料不足，表现功夫不够，也是照样作不成史的。
    至于"识"，不仅包含一般所说才识、学识的内容，更主要的，是指的正直之德，铨综之识，即"善恶必书"的品德和胆识，以及对"史实"的分析综合能力，鉴别能力。这是最重要的。"物有恒准，无鉴无定识"，"识有通塞，神有晦明"（《鉴识》）。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而人们认识历史事实则有毁誉不同，爱憎各异，这主要是"识"的高下决定的。他例举《春秋》三传中，左氏之书，为传之最，但长期以来，竟不列于学官。《史记》、《汉书》"虽互有修短，递闻得失，然大抵同风，可为连类"（《鉴识》），但自张辅劣固优迁，班书"巧心"反为"拙目"所嗤，就是受到鉴识不明之人的嗤笑。一些人缺少文史有别的史识，以"绮扬绣合，雕章缛彩"的尺度来衡量史书，致使有些优秀史籍长期埋没。于是，刘知几反复慨叹"识宝者稀，知音盖寡"（《叙事》），"时无识宝，世缺知音"（《鉴识》）。其中不无身世之感，从另一方面也使人看出"识"的重要。而"善恶必书"的品德胆识，就更不是任何从事治史工作的人都能做到的了。
    刘知几在《核才》篇中还详细分析了文士不宜修史的原因。一是不"达于史体"，二是"多无铨综之识。"如蔡邕、谢灵运等著名文士，即是这样，作文行，作史则多不合要求。这并不是说史家高于文士，只是文与史特点不同，对作者所要求具备的特长也不相同，所以"以张衡之文，而不闲于史；以陈寿之史，而不习于文"（《鉴识》），各有千秋。当然，也不能因此就说任何人都不可能兼具文史之才，如班固、沈约就兼长文史，但这种人毕竟太少了。
    那么，为什么古来多是由文士修史呢？刘知几认为：一是人们忽视了文、史之别。孔子讲"文胜质则史"，初时史即当时之文，然时移世异，文与史逐渐分家，一些人仍停留在那时的认识上，就造成了文、史不分的不良倾向；二是政治上的影响。由于"世重文藻，词宗丽淫"，史馆选用史官，也"必推文士"；三是"拘时之患"，即受时俗偏见的拘泥。如班固本是史才，所撰《汉书》堪称"命代奇作"，但等到入东观与陈宗、尹敏等撰中兴纪传，"其文不足观"，为时尚所拘，遂不得自尽其才，未能充分发挥出其撰史才能。
    由此观之，文士修史，不是绝对不可，但也不是轻车熟路，随便便可胜任，而是难度更大，文士对自身的要求也应更高。不然，只从为文的角度或只凭为文的资本去修史，历史证明，是修不好的。刘知几要求史传作者须具备才、学、史三长，加强自身这多方面修养，在今天，仍不失其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