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必近真"的语言要求
    文章是语言的艺术。出于史传文真实性的特点，刘知几要求其语言除简要外，还应该力求真实，尤其是作品中人物的讲话及事物名称等，要尽量采用当时当地语言。他在《言语》篇中说，"事皆不谬，言必近真，庶几可与古人同居"，反对一味"追效昔人，示其稽古"，"妄益文彩，虚加风物"的做法。
    就时间言，他历数三代至秦、汉语言文辞之变迁，遍阅尔来之史籍，发现因"时人出言，史官入记，虽有讨论润色，终不失其梗概"，即当时语言的本色。所以三传不同于《尚书》，两汉史策亦不同于《战国策》。而魏晋以降之史官，缺乏发展的观点，盲目崇古，"罕能从实而书"，以致"伪修混沌，失彼天然"。这是运用语言不懂得随时而异。
    就空间言，他以晋迁江左，南北朝分治为例。南朝"其俗犹能语存规检，言喜风流，颠沛造次，不忘经籍"，史臣载言叙事，自不妨修饰文辞。而北朝风俗迥异，崔鸿、魏收等修史，亦"援引《诗》、《书》，宪章《史》、《汉》"，附丽儒雅，就违背了当时中原地区的真实情况，"华而失实，过莫大焉"，犯了大的错误。这是运用语言不懂得因俗而变。
    时代不同，语言自不相同。同一时代，地区不同，语言也有区别，优秀史籍总是注重当时当地语言，如《尚书》、《春秋三传》、《战国策》等各不相袭，都真实反映了历史。本着这种看法，刘知几对王劭所撰《齐志》"多记当时鄙语"备加赞赏，说它"足以知甿俗之有殊，验土风之不类"，"开后进之蒙蔽，广来者之耳目"，"其为弘益多矣"，真正起到了史传文应起到的作用。
    针对有些人认为古远的语言就文雅，当代的语言就质朴的模糊观念，刘知几辨析道，"夫天地之长，风俗无恒，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语言的认识也在变，我们今天视古人的习俗口语为雅，后人也会视我们今日的习俗口语为雅的。当然，习俗口语有时也要作必要的提炼加工，方可载入文中，这是另一回事。因此，而今"作者皆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不其惑乎！"指出争着效用古语，害怕运用今语的做法，不仅是错误的，也是没有道理的，有着很强的说服力。
    由于一些史臣"怯用今语，勇效昔言"，把史书写得经千载而如一，史事被搞得面目全非。所谓"文非文、史非史"现象，其源之一，即出于此。所以，刘知几主张运用当代语言，决不仅仅是语言本身的问题，主要还是真实反映历史的需要。另外，运用当代语言，也可很好地表现人物的口吻及性格特征，使文章逼真生动，增强感染力，如《史记》中的许多名篇。这是不难想见的。
    刘知几主张史传文写作采用当代语言，批判盲目崇古的错误倾向，并不意味着不要向古人学习。相反，他对向古人学习还是非常重视的。他在《史通》中专列了一篇《模拟》来谈这个问题。该篇说："夫述者相效，自古而然。……况史臣注记，其言浩博，若不仰范前哲，何以贻厥后来？"认为学习古人不仅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天地间没有不含模拟的创作，尤其史传文，本来"以述为作"，学习模拟更不能免。关键在于如何模拟学习。刘知几把模拟学习分为两种："一曰貌同而心异，二曰貌异而心同。"而且指出，前者为"模拟之下"，后者为"模拟之上"。
    什么是"貌同而心异"呢？刘知几举例说，"盖古者列国命官，卿与大夫为别，必于国史所记，则卿亦呼为大夫。此《春秋》之例也。当秦有天下，地广殷周，变诸侯为帝王，目宰相为丞相。而谯周撰《古史考》，……其书李斯之弃市也，乃云'秦杀其大夫李斯'。夫以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拟《春秋》，所谓貌同而心异者也。"大夫是春秋列国的称呼，与卿并称。秦改位居卿位的宰相李斯为丞相，谯周仍称他为大夫而写入书内，就显得不伦不类。这种模拟学习，只注意其表面词句，属于机械地搬用古代史书用语，所以是"模拟之下"。刘知几嘲笑这种作史者，"锐志矜奇，喜编次古文，撰叙今事，而巍然自谓五经再生，三史重出，多见其无识者矣"，虽然尖刻，却不无道理。
    而"貌异而心同"的模拟学习，与此截然不同，"其所拟者，非如画图之写真，熔铸以象物"，而是"取其道术相会，义理互同，若斯而已"。他又举例说，"盖君父见害，臣子所耻，义当略说，不忍斥言。故《左传》叙桓公在齐遇害，而云：'彭生乘公，公薨于车'。如干宝《晋纪》叙愍帝殁于平阳，而云'晋人见者多哭，贼惧，帝崩'。以此而拟左氏，所谓貌异而心同者也"。同样写死，一用"公薨"，一用"帝崩"，字面不同，但都用语简洁，真实反映当时情况。这种学习，不是机械照搬古代史书用语，而是学其精神实质，所以是"模拟之上"。后来古文家韩愈倡言"为文宜师古圣贤人"，又说"师其意不师其辞"（《答刘正夫书》），与刘知几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