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起源不是一个新问题，它是研究城市的学者着力探讨的三大主题之一。[1]这一问题已有不少答案。起初，学者们倾向于从经济方面去阐述城市的起源，因为城市繁荣的工商业活动总是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比利时历史学家享利·皮雷纳是工商业起源说的代表，[2]他不仅用工商业发展解释中世纪欧洲城市的起源，而且把它当成是一切时代、所有地方城市起源的基本原因，他说，“在任何一种文明中，城市生活的发展都必须依靠工商业。······过去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帝国或阿拉伯帝国的城市是这种情况，今天欧洲、美洲、印度、日本或中国的城市也是这种情况”。[3]皮雷纳的思路和观点在学术界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在一些人看来，城市似乎就天然地成了工商业中心：农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生产出现剩余，人们就开始用剩余的产品进行交换，从而形成工商业中心。[4]后来，也有学者不同意皮雷纳的观点，但依然从经济方面去分析城市的兴起。[5]当然，也有学者反对单纯地从经济方面解释农业时代的城市起源，认为中世纪的城市有多种类型，城市因为不同的性质而有不同的兴起原因。[6]还有人认为，城市兴起并不只有一个原因，而是贸易、政治、宗教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7]
    以上各种解释体现了在城市起源这一主题上的学术进步。但存在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人们倾向于根据城市生活中某一个或某些突出的特点，去探讨城市兴起的原因，这就容易为表象所蒙蔽。本文认为，在农业文明时代，城市普遍地由统治者的权力所缔造，作为政治中心的城市是如此，工商业较为发达的城市也是如此。城市是各种非农业活动的汇聚之地，其中，政治及与政治相联系的军事、宗教活动对于城市的兴起最为重要，工商业活动追随权势而发展，围绕权势的消长而兴衰。
    一
    在农业文明中，任何城市都存在较为活跃的工商业。
    上古时期的城市，规模一般都不大，但工商业已比较发达。两河流域的乌鲁克，形成于约公元前3500年，是世界上最早的城市。在鼎盛时期，它的面积达450公顷，人口5000。在这个城市里，商人和工匠的社会地位尽管不高，但他们与数以千计的渔夫、农民、水手和奴隶一起，构成了城市中的绝大多数人口。[8]在公元前3000年，苏美尔人的小城市拉伽什，手工业分工十分明确，仅在巴乌[9]的庙宇中工作的面包师就有21名，并附带了27名女奴。有啤酒酿造者25名，并配有6名奴隶做助手。有40名剪羊毛的女工。另有女纺线工、女织布匠、男金属匠若干。[10]在印度，考古学家能从公元前2500年左右的一些城市里，发掘商店和作坊遗迹，而遗存的建筑物和器物表明，当时应存在着砖匠、木匠、陶工、铜匠、釉工、石匠、金匠和珠宝匠等工匠。[11]在美洲，考古学家揭示的特奥蒂瓦坎城在长达八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共兴建过600座金字塔，500个作坊区，一座大市场，2000座住宅建筑以及广场区。一些工匠和商人就生活在各自的区域里，“贸易是这座城市致富的源泉”。[12]
    古时有个别族群专门以贸易为业，并形成城市。马克思曾讲过，腓尼基人是以经商为主的民族。[13]公元前3000年代末至2000年代前期，腓尼基已经出现了一些沿海的城市国家，比如北方的乌伽里特和北方的比布罗斯，比布罗斯是一个位于今天的黎巴嫩朱拜勒这一地方的城市，是当时最重要的商业城市，与两河流域、埃及和塞浦路斯等中东地区的经济体有经常的贸易往来，它是介于叙利亚和埃及之间的重要港口。在公元前1000年代的前期，腓尼基最重要的城市是南部的西顿和推罗，腓尼基人在塞浦路斯和爱琴海的贸易中充当中间人的角色，他们的足迹遍及地中海世界的每个角落。
    上古时期的城市不仅有了繁荣的工商业，而且，不同的地区和城市之间的贸易往来也十分密切。古代两河流域城市与尼罗河、印度河流域的各城市都有贸易往来。在两河流域一些城市出土了一些不像是苏美尔特征的印章、珠子甚至陶器，但却与同期信德和旁遮普各个城市的同类产品相同，这就表明，两河流域与印度河流域存在着贸易交往。[14]现在有很多考古材料可以证明，在公元前三千年以前，在两河流域、埃及和印度河流域之间存在着一个联系广泛并且密切的商业网，所以，有人提出，“世界体系”应有五千年的历史。[15]
    到中古时期，城市的工商业活动更加兴旺，一些城市甚至呈现出工商业城市的面貌。
    中世纪英国的莱斯特就是这样一个繁荣的工商业中心。但它是从军事要塞、行政中心发展起来的。[16]公元一世纪时，罗马军队在当地建了一个军事要塞。7世纪时，莱斯特成为一个主教驻地。再后来，莱斯特就成为莱斯特郡的首府。到1086年时，莱斯特有教堂八所，人口约2000。但是，到13世纪中叶，莱斯特逐渐地从区域性的政治中心演变成工商业发达的城市。14、15世纪，莱斯特制革业繁荣。16世纪初，莱斯特所记录的行业从业人员包括屠夫、制鞋匠、裁缝、布商和面包师。
    另一个城市诺里季，在1194年时由英国国王理查一世授予建城特许状。根据1377年人头税的记录，诺里季当时的人口将近6000人，成为英格兰第四大城市。[17]诺里季发展很快，到16世纪时，它已成为除伦敦以外英国最大，也是最富有的城市。16世纪上半期，诺里季有79种不同的职业，其中有12种主要的职业，包括呢绒织工、裁缝、绸布商、屠夫、日用杂货商、木工、皮革匠、剪毛工、面包师、鞋匠、石匠、床罩织工。到16世纪下半叶，诺里季成为服务于诺福克和萨福克两郡的主要工商业中心。[18]
    大城市的工商业最为发达。在中世纪的巴黎，仅手工业就有一百多种职业，1291年的一份地租册表明，当时的行业达128种，所涵范围极广，包括纺织、皮革、建筑、五金、零售、餐饮业。[19]因为人口众多，巴黎的商业贸易不仅兴旺发达，而且影响力波及广泛的地区，巴黎象一个巨大的胃，吞筮着来自四八方的粮食、肉类、水果、蔬菜、牛奶等食物，当然还有大量的生活用品。巴黎的影响力甚至决定了方圆几十公里的范围内人们的经济活动的走向。[20]伦敦作为英国的政治中心对于英国经济生活的影响，一如巴黎对于法国。13世纪下半叶，伦敦的工商业已十分发达，不仅行业众多，而且都形成各自的组织，影响最大的工商业组织是商人组织。1300年前后是中世纪伦敦人口最多的时期，据估计达到8至10万，庞大的人口规模就产生了广泛的粮食和原材料的供应区，伦敦成为英国最大的粮食需求市场。研究显示，在只有陆路运输的情况下，伦敦从距离其20英里以上的集镇吸收粮食；在可以水运的情况下，输送粮食的距离达到60英里。牲畜和畜产品的供应地更远。满足伦敦需求的粮食供应区包括伦敦周围的10个郡，其最大补给区超过4000平方英里，最大补给距离超过100英里。英格兰东南部地区因为向伦敦供应粮食而长期保持繁荣。[21]
    中国古代的城市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商业化的趋向，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变化就是在唐宋之际，中国城市内部的坊墙逐渐被拆除。唐代中期以前，城市内部还都是划分为若干个里或坊，四周筑以高墙，夜晚关闭坊门，实行宵禁，居民经商只能到官府设立的官市进行，不得随意开门设店。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居民迫切需要扩大商业市场和活动空间。在由唐至宋的社会变革过程中，“里坊制”和“官市制”逐渐被废弃，坊墙被拆除，城市居民可以自由地沿着街道布置住宅，开设店铺，城市面貌因而大为改观。宋代以降，这种新的空间结构和市井面貌已成为城市的常态。
    农业文明上起新石器时期，下至18世纪工业革命，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时代。在这个时代，城市的发展经历了很大的变化，城市的规模也有极大的差别，但是，它们普遍地具有较为活跃的工商业，上述城市仅仅是作为例证，以说明这一事实。从世界城市史的一般趋势看，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农业生产出现更多的剩余，分工越来越细，人类物质文明也更加发达，这些都为城市文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可以说，在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到来之前，繁荣的工商业都已成为农业社会城市生活的一个典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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