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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权力缔造了城市，权力的大小决定了城市的规模和影响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农业社会里，尤其在较早的历史时期，城市主要是政治的中心。但是，这一说法并不是想否定政治性质的城市同时也可以成为工商业中心，作为政治中心的城市并不排斥经济功能，只要在那里集中了一定数量的非农业人口，那里就必定有对商品（无论是农产品，还是制造品）的需求，形成相应的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同时，城市里的市场也为周围农村地区提供了一个稳定的交易场所。而且，发展城市经济本身也给城市当局带来利益。这样，从权力中心发展出工商业活动就成了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但是，对农本经济时代的大多数城市来说，它们的政治作用是主要的，而经济功能则是从属的、随之而发生的，这就是农业时代城市中的权力起伏决定城市经济的繁荣程度的主要原因。 所以，农业时代城市兴起的根源在于政治统治的需要，而不是工商业发展所造成的结果。那种根据城市的类型去寻找城市起源的思路，虽然注意到了政治或宗教在造就某些类型城市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但是，这种思路依然是以默认一些城市的工商业起源为前提的。而把城市的起源归结于贸易、政治、宗教等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低看了权力在创造城市中的作用。 当然，在肯定越是在城市历史的早期，政治因素对城市命运的影响越是重要的同时，也应该看到，随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工商业逐渐发达，它在城市生活中的影响力在不断扩大。有些城市尽管还是一定区域内的政治中心，但兴旺发达的工商业已经使这些城市的政治角色退居幕后，表现出工商业城市的面貌。这一变化在中世纪后期的西欧社会表现得十分明显，本文在第一部分提到的英国城市莱斯特和诺里季就是这样。德国的一些城市也是如此，14世纪末的科隆已有36个行会。到15世纪末，这里的行会达45个。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它的规模远小于科隆，只有万把人口。1355年时，它有14个行会。到1387年，行会增至20个，从业人员1544人，其中，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占6.1%，从事第二产业（包括纺织、制衣、食品加工、建筑、金属加工、制革、燃料生产）的人占81.4%，服务业从业人员占12.3%。到15世纪，法兰克福发展到了28个。[74]一些原来名不见经传的地方也发展为喧闹的城市，如法国的蒙彼利埃、第戎、里尔，德国的柏林、莱比锡、纽伦堡、慕尼黑。还有一些城市，如安特卫普、哥本哈根、爱丁堡、莫斯科、奥斯陆、斯德哥尔摩、维也纳、华沙，等等，原先也都是一些默默无闻的城市。 在欧洲城市历史的这种转变过程中，尤可注意的是城市工商业者作为政治力量的兴起。到12、13世纪，在欧洲，工商业的发展使城市工商业者成为一个很有实力和影响力的阶层。到13世纪，制造业首次成为欧洲城市中的一个重要的财富创造行业，[75]而商人则在很多城市里成为特殊的群体。长期的聚居、共同的利益和经验终于在居民中间养成了一种强烈的共同意识，这反映在以和平方式要求领主承认城市为一个自治社会，如果这项要求被拒绝，就以暴力方式来反抗封建权力并要求宪章的自由。[76]新形成的资产阶级要求“权利“与“自由”，不再愿意服从封建主的权力，城市应有它的行政官、它的团体印章、它的市政厅、钟塔，这一切都是它独立的象征。尽管西欧的城市那时依然处在封建主义的汪洋大海之中，但历史的潮流逐渐地把工商业者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力量推到城市生活的中央，他们所从事的活动不再仅仅围绕城市里的封建权力，也不再仅仅是为当地居民的生活提供日常服务，他们也为遥远的国际市场组织生产，从事长途贸易，他们是正在形成中的资产阶级，创造并生存于具有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 正是新兴的资本主义赋予新生的资产者日益强大的力量，并且使城市的命运逐渐摆脱对政治权力的依赖。一些城市的兴衰，主要不是受位于城市中的政治权力的变化的影响，而是取决于城市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位置，从13世纪中叶开始，意大利的城市由于地处东西方贸易的交汇点，它们就成了欧洲从事国际贸易的中心，先是热那亚，后来是威尼斯，在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它们先后成为欧洲无可匹敌的商业首都。新航路开辟以后，国际贸易的中心从地中海转向大西洋和波罗的海沿岸。结果，从1570-1578年以后，阿姆斯特丹成为最主要的国际贸易中心，经历了大约两个世纪。以后，阿姆斯特丹又让位给伦敦。 从权力创造城市并决定城市的命运，城市生活围绕权力而发展，到城市的兴衰取决于城市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所处的位置，这一变化体现了资本的力量。 然而，在商业资本主义阶段，资本的力量还没有发展到能够独立于封建的权力体系的程度，就城市发展史而言，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初期的欧洲，商业资本仍然需要借助于现存的、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城市体系和从过去留下来的权力中心，来发展和壮大自己。资本创造城市的力量要等到工业化时期才充分地展现出来，那时，资本创造并推动着欧洲新兴的工商业城市蓬勃发展，那些虽然有着悠久的、甚至辉煌的历史，但不能适应资本扩张需要的旧的权力中心，无情地被边缘化了。在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城市里，权力与工商业的关系已经颠倒：以前，工商业围绕权力而发展；现在，则是权力屈从于资本。 -------------------------------------------------------------------------------- * 本文所说的“权势”主要是指政治上的权力及其在运用中所造成的影响。在古代，世俗统治者常常以神的名义行使其权力，因此，僧侣（或教士）也是拥有权势的社会阶层。关于“城市”的定义，现代的城市概念不适用于古代农业文明中的城市。这里所说的“城市”，是一批脱离了农业生产，以非农活动服务于社会的人们的聚居之地。“脱离了农业生产”当然不是说城市与农业毫无关系。事实上，农本时代的城市与农业的关系千丝万缕，城市中有农田，居民中有农民，是农业社会城市的普遍现象。但是，城市居民的主体已不是农民，他们不再以农业生产为主业。所谓“非农活动”，是指农业以外的其他活动，这些活动包括行政管理、工商业、文化和宗教、军事活动（如防卫）。至于“聚居之地”的规模，在不同历史时期，从几千人、几万人，乃至数十万人不等，一些城市的规模甚至不见得比现在的村庄大多少。参见吉迪恩·肖伯格《城市的起源和演变》（G.Sjoberg，“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Cities”）载《科学美国人》1965年9月（Scientific American, September 1965） H.范。沃维克：《城市的兴起》，载M.M.波斯坦等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三卷“中世纪的经济组织和政治”（H.van Werveke,“The rise of the towns”， in M.M.Postan, E.E.Rich and Edward Miller eds.,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olume III, Economic Organization and Polities in the Middle Ages,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1963.）第6页。伊迪斯·恩南编：《中世纪的城市》（Ennen, Edith, ed., The Medieval Town, Translated by Natalie Fryde, North-Hollander Publish Company: Amsterdam·New York·Oxford, 1979.） 第185页。〔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日常生活的结构：可能和不可能），顾良、施康强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第573页。简·埃尔文特·迈莱：《北欧国家》，载理查德·罗杰编：《欧洲城市史：展望和回顾》（Jan Elvind Myhre, “The Nordic Countries”，in Richard Rodger ed., European Urban History, Prospect and Retrospect,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3.）第178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