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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既然是统治阶级创建了城市，那就不难理解，农业时代的城市主要就是一个政治中心。 古代城市的政治性质突出地反映在城市主要功能上：对外防御和对内实行统治。 人类聚落从一开始就是有组织的。两河流域最早的人类聚落杰里科就建造了防卫设施，城镇周围有开挖的壕沟，城墙高12英尺。在公元前6000多年时，城墙高度已经达到15英尺。稍晚于杰里科的人类聚落查塔·休於也重防御，那里的房屋聚集在一起，共同构成一个大的防御体系。[37]有坚固的城墙和防御体系，这足以说明：稳定的、永久性的、较大规模的人类聚落不可能存在于无组织、无权威的状态中。 城市出现以后，为了防止外来侵略，大规模的防御成为一个现实和迫切的需要。世上第一座城市乌鲁克的防御功能十分突出，在公元前三千纪早期，乌鲁克城市建起了巨大的围墙，已发掘的城墙有9.5公里长。大约公元前2700年，乌鲁克城市的统治者吉尔伽美什下令修建了这道城墙。[38]上古时期的城市往往也是一个军事要塞，即使处在平原地带，也会建筑城墙以防入侵。古代亚述人的城市就突出防御的功能，亚述国家先后有6个首都，阿淑尔城为古亚述（约公元前2000—1800年）和中亚述（约公元前1400—1050年） 前期的首都，后来阿淑尔城一直是亚述人的宗教首都和王陵所在地；中亚述时期王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一世和新亚述王萨尔玛那塞尔三世（公元前858—824年）先后建立新都，但使用时间不长。中亚述末期，卡尔胡、尼尼微先后成为首都，城市里同样有的高大城堡建筑。新亚述王国的萨尔贡二世（公元前721—705年）建立了萨尔贡要塞（今科尔萨巴德），是亚述人城市新观念的典范，萨尔贡要塞是一个崭新的城市，占地2平方公里（0.8平方英里），城堡依城墙而建，甚至高于城墙。城堡中有神庙，寺塔和宫殿合成一体，庞大的人工平台建在原来的居住区上，另有一个平台建筑了纳布神庙，一个低一些的城堡是贵族官邸，有城墙与城市其他部分区隔。第二层防御工事仍建在城墙上，靠近主城门，是帝国军械库所在，用于储藏武器和战利品。[39] 中古时期，农业生产有所发展，工商业活动也活跃起来，来城市居住和经营的人多了，于是，城市面积不断扩大，但新扩的城区依然需要修筑城墙以防卫，这在中世纪欧洲城市复兴运动中是十分常见的事情。在12至14世纪间，许多城市曾拆毁它们的老城垣，填满它们的旧城壕，把郊区变为城区，并建造了新城垣。在1078年到1175年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佛罗伦萨筑了两圈城墙。在老德意志区各地，萨克森或萨利安时代所建造的古老城垣对人口来说已显得太狭窄，因而被拆除，并另造了扩大范围的新城垣。在莱茵―多瑙河地区诸省内，差不多每个城市经过两次这样的扩大，一次在12世纪，又一次在13世纪。1281年，科伦的城垣有65座城堡和13座城门，这就是城市聚合扩大的结果。[40] 事实上，农业文明中的城市几乎都被围圈在城墙里，而没有城墙的城市倒是罕见的。 早期城市另一个基本功能是实行统治。因此，从一开始，城市就是作为政治中心而存在的，统治者及其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各种人员构成城市中的基本居民。 在两河流域，国家产生以后，城市化进程加快。公元前三千纪初，两河流域南部地区有146个城镇或大型聚落，但城市仅2个。到公元前2700年，城镇或聚落则减少到24个，而城市数量增加到8个。公元前2500年左右，80%的人口居住在大于40公顷的城市里。[41]城市人口中包括城市的最高统治者、各职能部门的大小官员、城市中从事各种职业的手工业者、商人、小商贩、农民等。值得指出的是，在古代两河流域居民的社会生活中，城市的身份认同一直是区分一个人的民族身份的重要标准。城市产生之初，在民族认同标准中，是否生活在城市里是认同的唯一标准，在《吉尔伽美什史诗》中，恩基都通过被引介到城市，着城市人的服装，过城市人的生活后，才被乌鲁克人接受成为自己人。[42]可见，城市居民的身份成了一个政治符号。 苏美尔城邦时代（约公元前2900—2340年）的城市在城邦的控制之下，城邦的核心是一个中心城市，周围有小城市、城镇和农村。阿卡德人的统一战争结束了苏美尔城邦时代，再经过乌尔第三王朝（公元前2112—2004年）和古巴比伦王朝（约公元前1894—前1595年）的发展，两河流域地区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建立，城市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都城成为中央统治的政治中心，其他城市则成为地方的行政中心。阿卡德国家的建立开创了一种新的统治模式，而在城市发展的历史中，这个新的国家带来的最重要的变化就是首都的出现。萨尔贡在王室铭文中说：他创立了一个新的城市阿卡德以为自己的首都。都城，苏美尔文写为Uru-sag，Uru就是城市，Sag在苏美尔语中的意思为“头”、“首”、“第一”等。阿卡德城在当时已经具备政治中心、经济中心的地位。原来各苏美尔城邦中的中心城市现在成为地方行政中心，如乌玛，成为乌玛省的首府，由中央派遣官员管理行政和军事事务。阿卡德时期（约公元前2296—前2112年），城乡差别进一步明确，在城市中居住的人除上下层官员外，还有他们的扈从和手工业者，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在城邦时期是居住在城市里的，这时已经被排除在城市之外，他们无权享用城市中生产的生活产品。从乌尔第三王朝开始，随着官僚体制的进一步完善，中央统治的加强，特别是乌尔第三王朝的统治者舒尔吉进行税收体制改革，又出现了一批新城市。根据两河流域地区的古老传统，城市一般遵循从小的定居点到聚落，到大型聚落，再到城镇、城市的发展道路，一般城市都由统治者负责修复和改造，传统城市，如乌尔、尼普尔、拉尔萨、乌玛、基什等，在历朝历代都是重要的地区性政治、经济、宗教中心。 两河流域的城市作为政治中心体现在神庙和宫殿等建筑上。在苏美尔城邦时期，城市中有神庙、寺塔、王宫、城墙和房屋等建筑，但神庙是城邦观念的核心，参与祭祀城邦神表明城邦成员资格。城邦是城邦守护神的财产。因此，在城邦的中心城市规划中，神庙是标志性建筑，一般位于城市的中心。神庙的出现与城市化进程几乎同步，有学者甚至认为两河流域城市起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神庙的发展[43]，神庙的作用是积聚和再分配剩余财富。公元前3500年的乌鲁克城市里，唯一的管理机构是神庙，最早的文字、合同文献、艺术、建筑等都在这里兴起。乌鲁克城的统治者也是神庙的负责人，承担了世俗和神圣领袖的双重角色。[44]城市间，后来是城邦间的战争使得军事首领的地位日益提高，一些城邦统治者采用卢伽尔的称号，这是一个军事化特征明显的称号，苏美尔文直译为“大人”，后译为王。有学者认为，原来这个称号只是城邦在战时军事首领的称号，后来逐渐固定下来成为城邦统治者的称号，比如拉格什的最后一个统治者乌鲁伊尼姆基那（即乌鲁卡基那）就已经自称为王卢伽尔；基什的统治者麦塞里姆也自称卢伽尔。[45]由此称号也派生出另一种城市机构，即王宫，是王居住办公场所。在多数苏美尔城邦中，王宫控制政治、军事权力，而经济权力仍然掌握在神的手中。在文献中，行政长官的官邸与王宫没有区分，但建筑样式和规划并不相同。在苏美尔地区，王宫建筑以统治者名字命名，而其他公共建筑名称比较模糊。在可以区分王宫和神庙的遗址中，王宫的位置亦不固定，或位于神庙旁边，如拉尔萨；或距离神庙非常远，如埃利都和乌鲁克。在多数情况下，神庙与权力机构的位置对比说明世俗权力与神权的关系。 在中国，城市的起源也很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多年前，早期的中国城市充分展现了政治中心的作用。目前考古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城市，是距今已有5500多年的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这处城市遗址沿河而建，方圆达160万平方米，以三个台阶为界线划分成三处功能不同的区域，既有大型宫殿、神庙等标志性建筑以及布局整齐的房屋、墓地，又有护城壕沟、手工作坊和集市。[46] 夏、商、周时代，城市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不少规模宏大的城市。《淮南子·原道训》中有“夏鲧作三仞之城”之说。近年对河南新密新砦遗址的发掘显示，这是一处设有外壕、城墙和内壕共三重防御设施、中心区建有大型建筑的大型城址，整个城址总面积逾100万平方米，极有可能就是夏代开国之君夏启的都城，即古文献中所说的“夏启之居”。[47]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的大型都城遗址，东西最长约2400米，南北最宽约1900米，其中宫殿区面积达12万平方米左右，据碳－14测定其年代约为公元前1900至前1600年，应是夏代中、晚期的都邑故址。商代的城市遗址，迄今已发现多座。如郑州商城周长近7公里，城墙估计能达到7－8米高，东墙、南墙长1700米，西墙长1870米，北墙长1690米，平面基本呈方形，东北有一抹角。位于洛阳的东周王城，《逸周书·作雒解》谓“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百里，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凑”。据考古实测，东周王城南北长度大约3320米，东西宽度约2890米，总面积约为9564800平方米，规模确实十分巨大。 商、周以降直至近代以前，中国城市的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在世界上一直是名列前茅的，其他地区鲜有能与之匹敌者。自商、周时代就形成的中国城市的形态和特征，也长期保持下来而无大变化。学者们大多认为，中国古代城市形成的基本原因，基本上是出于政治和军事的需要，而非经济活动的结果。如张光直指出：“中国初期的城市，不是经济起飞的产物，而是政治领域的工具。”[48]这种看法大体上符合中国城市起源和发展的实际。直至清朝时期，中国的城市基本上仍是各级行政机构的治所，而且城市的等级与其行政等级相互对应。 再来看欧洲，欧洲文明的源头在古希腊，古代希腊的城邦制度发达，是古希腊社会发展到“高级而完备的境界”[49]时的一种状态。人们通常认为，古代希腊城市中的工商业活动十分发达，这的确是一个事实。但是，古希腊的城邦就其实质来说，仍是一个政治单位，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所谓“城邦”，实即政治社团（城市社团）。[50]城市的政治性质体现在城市的建筑上，比如城市需要防卫，古希腊城市的地理位置除了选择天然适合于防御的地方以外，还建造卫城、城墙等设施。而城市的政治和行政管理方面的重要作用主要反映在古希腊城市的大会场和古罗马城市的广场上，它们分别处于城市的中心，并通过街道路网与城市的其他地区联接在一起，它们标志着城市在政治上和行政管理方面的独立。[51]罗马帝国时期在都会化运动中造就的城市，其政治性质不言而喻。罗马帝国垮台后，欧洲的城市工商业衰退，那时，城市作为权力中心的特点反而更加明显，例如从公元5世纪晚期到7世纪初，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原有的罗马城市上建起的最初城镇，都是由世俗的和教会的权力所占有。这些城镇尽管缺乏罗马帝国时代的城市所拥有的完善的功能，但它们有城墙，有与世俗和教会贵族有关的低水平的贸易和手工业活动，它们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最早的城市，国王和主教则在当时的这一城市复兴时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52] 农业时代的城市普遍地具有政治性质。在历史的早期，很可能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即当工商业尚未发达到使工商业者形成一定的规模、可以稳定地汇聚于一地的的时候，统治阶级的队伍已经十分庞大，为了实行有效的统治，他们集合在一起，创设国家机器，建立官僚机构，以此为基础，号令天下。这个最初的权力中心就是城市文明的胚胎，权力的掌控者以及所有与他们有关的人员，组成最早的脱离了农业生产的定居者。随着官僚机构的进一步发展，权力中心的各种设施也更加完备，不仅建立宫殿和其他议事或执行机关，还建起了神庙、学校。当然，市场也是不可少的。为了满足各种需要，权力中心吸引了各种各样的工商业者，城市生活就这样慢慢地发育、生成。可见，城市的政治性质并不排斥发展工商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