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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事实上，正是因为城市里有强大、稳定的政治力量，工商业才欣欣向荣。 早期城市中的工商业是以政治中心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并主要为统治阶级服务。在古代的两河流域，工匠和商人的职业活动依赖于城市统治者，有些贸易，如在对武器制造极为重要的金属贸易，甚至为王室垄断[53]。与宫廷有联系的商人集团推动了对青铜武器和奢侈品的广泛需求。寺庙和宫廷工匠，加上与宫廷有关的市场的出现，从而也催生了独立的工匠，他们聚集在城内的空旷地带，自由地交换他们的产品。[54]印度在朱罗王朝时期（公元850—1279年）的城市化进程是从村落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不同的社会宗教集团以寺庙为中心进行各种经济活动。寺庙充当了社会经济和政治整合的制度性基地，在公元7到9世纪的印度教一神崇拜运动（Bhakti Movement）中起了重要作用。一些守贞专奉（bhakti）中心成了重要的政治和朝圣中心，并且演变为庞大的城市综合体，它们或者以某个大庙为中心，或者是几个寺庙共同组成某个城市综合体。这种寺庙由统治者建造，寺庙也是大土地拥有者。9世纪以后，寺庙也开始接受钱财捐赠，并且再把所接受的捐赠投资到土地和贸易中去。寺庙所从事的经济活动的发展，导致城市的发展。农产品和当地制造品贸易，以及为这些中心所需要的、来自于远方的奢侈品贸易是城市发展中的一个辅助性因素。由地方贵族和寺庙所产生的，而本地的生产又无法满足的需求，将行商带到这些市场，并鼓励大量的工匠、艺人定居下来，他们最终在寺庙中心从事经营活动。这个过程十分缓慢，跨越了四个世纪。[55] 经济活动不仅为统治阶级提供服务，而且也为统治者带来利益，因此，工商业受统治者鼓励和支持。中世纪欧洲发生城市复兴运动，是由权力所推动的。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商业的复兴、城市工商业的成长往往就是在这些权力中心周围开始的。正是以罗马帝国时代的那些政治中心为基础，形成了封建欧洲最初统治一方的权力中心，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中世纪的工商业，乃至长途贸易。比如中世纪英国的赫里福德和诺丁汉都是重要的贸易中心，早在10世纪时已是发展成熟的自治市，但追溯历史，我们发现赫里福德早在7世纪晚期就已是主教驻节地。对于像赫里福德和诺丁汉这样的城市来说，城市的规划和形成可能更多地由商业以外的需要来决定。[56]皮雷纳对中世纪欧洲城市的兴起持“商业起源说”，但追溯一下他所说的那些城市的历史，仍可发现这些工商业城市是从以前的权力中心演变而来的。大多数比利时的城市历史都可以追根溯源到中世纪，这些地方往往是作为封建的和教会的领地上的政治中心、管理中心和宗教中心而被选中的。世俗封建主和教会领主将他们设防的住处变成了他们的司法管辖权、领地的行政管理权的所在地。[57]二是新兴的城市也是由封建主来设置的。封建主鼓励在自己的属地上设立城市是出于获取利益的考虑，城市成为中世纪封建领主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地。所以，中世纪的西欧到处都有封建领主积极设立城市的情况。[58]德国的封建主创设的城市数量最多，而且不少城市后来都成了重要的工商业中心，比如慕尼黑、哥廷根、汉诺威、乌尔姆、吕贝克、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凯撒斯劳腾、茨维考、开姆尼茨等，都是由封建主创建，授予特许状后成为城市的。[59]从12世纪起， 佛兰德和埃诺的伯爵、布拉班特的公爵、甚至一些较小的封建主都建起了一些新城。在不拉奔，大约在1234年左右，公爵享利一世在边境和新兼并的土地上建立了许多新城市，则是出于领地扩张的需要，这些城市一旦建立，就成了附近农村的共同市场。[60] 甚至中世纪欧洲的宗教城市，也形成相应的工商业。在主教城市，由于是大主教、主教的驻地有教堂、寺院的存在，宗教中心的经济影响十分明显。比如在中世纪盛期的阿尔勒，除了大教堂以外，还有大约11所寺院。在马赛，在同一时期的初期，大约建起了6所以上的寺院。这些寺院不只是宗教信仰的中心，其中还有一大批牧师、教士，以及为他（她）们服务的仆人，这些人有服务和物质供给方面的需求。这就意味着应有一批工匠、店主和小贩在这些地方居留下来。所以，法国的主教城市从中世纪前期起就具有商业功能。在英国，主教城市的数量要比法国少得多，只有17个主教城市。所以，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国的主教城市网络的规模比较小，但是，主教城市作为权力中心和贸易中心的作用可是一点不小。坎特伯雷在公元9世纪时就建起了大教堂，并在城墙外建立了圣奥古斯丁修道院。在大教堂周围，建造了密集的房屋，教堂的东侧有一个市场，在通往多佛的大道边形成了一个牛市。在同一个时期，另一个主教城市温切斯特，也存在类似于坎特伯雷的土地市场，它的街道的名称表明专业化的工匠集中的地区，比如盾牌工街、制革匠街、肉铺街、市场街等。伍斯特也是一个主教城市，9世纪时，这里就有土地市场，还有不止一个的商品市场，主教有权对欺骗顾客的商贩进行罚款。[61] 农业时代城市的工商业繁荣程度，往往与城市作为政治中心在整个权力层级中所处的地位相联系，地位越高，城市中的工商业也相应地更加繁荣。 一国的首都通常是达官贵人云集，经济生活也更为活跃。在农业时代，凡是大城市多为一国的首都，罗马、长安、开封、杭州、巴黎、伦敦等均是如此，这些城市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的规模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同时，大都市还为工商业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机会，比如巴黎作为法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创造了相应的奢侈品市场与经济生活。法国最重要的统治机构都在首都：巴黎的老议会、审计院、大委员会（the Grand Conseil），等等，这些机构的存在，意味着有大批的官僚及相关人员在巴黎的集中，同时，也意味着有大量的地方官员进出巴黎。据估计，1515年，巴黎的行政系统需要5000王室官员，另需8000“技术专家”。朝廷和各类官僚机构集中，达官贵人及其家眷云集，这意味着在巴黎，他们除了日常的消费之外，还有大量的奢侈品需求，仅此一个方面的消费需求，足以使首都形成一个档次较高、规模不小的消费市场。巴黎作为文化中心也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巴黎的大学吸引了一些教师和学生，并支撑起一些相关的经济活动，如印刷业。[62] 然而，大都市繁荣的经济活动，又是靠强大的权力为后盾的。在农业时代，市场经济还未得到充分的发展，要维持大规模人口的日常生活，没有一个强势的力量控制物资供应，那是不可想像的。 有人认为，在古代，即使在相当繁荣的地区，要让一个人脱离土地而生活，就需要超过10个人在土地上干活。[63]城市文明在初期就是靠着这样一点少得可怕的农业生产剩余来支撑的，而这点剩余完全可能因为干旱、水涝、瘟疫、社会混乱或战争而很快遭到破坏。所以，以今天的城市人口规模来衡量，上古时期城市的人口规模都不大。到中古时期，农业生产力有较大的发展，但维持一般规模的城市人口的生计，也需要有广大的农村腹地来支持。波尔顿曾经计算，一座3000人口的城镇每年至少消费掉1000吨谷物，这就相当于4500英亩耕地的年收成。如按二圃制生产，这个面积加上休耕地，共需耕地9000英亩。如按三圃制生产，也需要7500英亩的耕地来供养。[64] 参考以上估算，我们就容易理解，存在于农业时代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必须靠相应的权力为支撑。唐代长安盛期的人口数量大约为100万左右，北宋开封、南宋杭州盛期的人口数量约为150万左右；北京历元、明、清三代都是帝国的首都，其人口规模元朝盛期约为95万，明朝和清朝盛期均为100万左右。[65]这些人口众多的首都城市，仅靠本经济区域内的农业生产是无法维持的，它们都需要从远方运输粮食。唐都长安从关东输入的粮食，每年都有数十万石，多时达数百万石。北宋开封仰赖于江淮漕粮，每年漕额约为600万石左右。[66]元、明、清时期，京师人口全赖江南粮米接济。从江南调运北京的粮食，元朝时期每年少则100余万石，多则300余万石；明朝初期数额不固定，每年少时100万石，多时达500万石，明中叶以后至清朝则固定在400万石左右。[67]除政府调运外，商人们每年也向首都贩运大量粮食。长距离的粮食转运，需要有一个比较便利的水上运输体系。除元朝主要依靠海运外，其他朝代都主要依赖运河向首都漕运粮食。因此，历代政府都很注意运河的开浚与维护，其中京杭大运河对于首都的粮食供给发挥了长久而关键的作用。[68] 罗马帝国时期罗马城的粮食供应问题，也是在帝国这样的政治框架内才得到解决。公元初，罗马的人口将近100万，小麦的消费总量约为4000万摩底（古罗马计量单位，1摩底约合8.754升），其中，大约占75-95%的数量是从意大利以外的地方输入。[69]罗马城依靠强权解决了它的粮食供应问题，粮食供应由皇帝负责，所以，是整个罗马帝国供养着罗马城：罗马城的粮食供应有来自埃及的谷物，还有来自西西里和非洲的皇家田地与公共田地上的谷物，高卢和西班牙也要送来一些，这都是佃户缴纳的地租，使京城里的无产者和宫廷得到充足的粮食供应。此外，皇帝们还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来保证罗马城一切居民得到足够的粮食供应，其措施是使罗马城的居民对一些产谷行省的产品有优先取得之权，换言之，就是规定埃及出口的谷物除特殊情况外不得输往罗马城以外任何地区。[70] 首都的繁华取决于权力，地方上其他权力中心也是这样，布罗代尔曾详细地描写过法国城市贝桑松从中世纪到近代早期的经历，很好地说明了政治地位的变迁对其命运的影响。早在罗马统治之前，贝桑松就已成为高卢的一个重要部落塞卡尼人的首府。到古罗马时代，贝桑松又成为一个交通要道上的城市。到中世纪，城市已相当发达，成了大主教的驻地。1290年，贝桑松建立市镇机构，成为帝国的自由城市。不过，贝桑松在孔泰地区的政治地位长期不确定，使得它的发展很慢。它是孔泰地区的宗教首府，但多勒才是法朗什-孔泰的首府。多勒与贝桑松本来是势均力敌，但多勒成了本地区的行政中心以后，情形不利于贝桑松，1422年，省高等法院迁往多勒。随后，又有一所大学也迁走。多勒因此而发展起来。而贝桑松尽管人口不少，但一直不够繁荣发达。到17世纪时，贝桑松还是一副“灾难深重”的样子。战争、瘟疫、饥荒在贝桑松周围游荡。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终于确立了贝桑松的省城地位，把设在多勒的高等法院又迁了回来，并创设了一个初等法院、一个中等法院和一系列非常法庭。贝桑松还接纳了一所大学，迎来了巡按使和军事总督，最后还有一支强大的驻军。贝桑松因其地位的改变而得益，首先是各种官员大量拥入，官吏总数大约有500人，连同家属可能达到2000人，城市人口大为增加。不过，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成为省城以后对本地区其他城市的控制。到18世纪末，贝桑松的商业已十分活跃，商人众多，出现一些著名的商号，甚至还有专做大宗批发生意的商人，贝桑松成为四周小城镇的货物集散中心。不仅如此，这里还成为一个活跃的汇兑中心，几乎全省所需的汇票，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贝桑松有联系。在工业方面，新建的针织业也很有成效。成为当地政治中心的贝桑松就这样慢慢地又成了工商业中心。贝桑松的发展速度我们可以通过对比它与孔泰省其他城市的人口增长状况可知，18世纪末，该省的城市增长率为32%，而贝桑松市的这一增长率为75.6%。1788年，贝桑松的居民为20228人。同年，其他城市的居民分别为：萨兰6630人，多勒7774人，格雷4784人，阿尔布瓦5902人，隆勒索涅6500人，其他城市的人口都在四千以下。由此可见，成为孔泰省的政治中心对于贝桑松的发展是多么的重要。但是，正像权势给它带来繁荣一样，失势也使它衰败。贝桑松的繁荣并没有长久保持，法国大革命使它遭受致命的打击，贝桑松一下丧失了高等法院、巡按使以及各个宗教团体，等等。从此以后，贝桑松显得无精打采，不断地走下坡路，它在法国城市中的排名从1801年的第18位，下降到1851年的第25位。[71] 在农业时代，由于城市主要是政治中心，经济生活首先是围绕着权力而发展起来，并在权力的支撑下繁荣、兴旺，因此，权势的消长往往就决定了城市工商业的兴衰，不仅贝桑松如此，连不可一世的罗马城也没能免遭这样的命运。罗马的衰落开始于公元200年，初时，衰落的趋势十分缓慢。从公元330年起，这种趋势加快，尤其是在君士坦丁大帝（约280―337年）将首都迁往君士坦丁堡以后更为明显。罗马帝国在公元476年灭亡，罗马城便失去了帝国政治中心的地位，罗马城衰落了，完全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和光彩，在后来的几百年中，罗马城对商业和工业来说就是一个死城[72]，这可以从城市人口的变化中看到，罗马盛世时，城市人口大约有上百万。但到公元700年左右，罗马城的人口只剩50000人左右，而到11世纪初，人口下降到只有35000人。1377年前后，罗马人口处在谷底，那一年，教皇驻地从阿维农迁回罗马，罗马的人口只有大约15000至20000人。[7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