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儒林宗派》是万斯同学术史的代表作，也是我国现存第一部记叙先秦迄于明末经学源流和人物的专著。《儒林宗派》突出的成就在于反理学的编纂思想。
    理学本为经学的变流。但理学家为了宣传自己观点的需要，却片面强调宋儒之学直承孔、孟，把孟子之后的汉、唐诸儒一概斥为“异端”、“陋儒”，或干脆避而不言，于是出现了所谓“道统”之说和“门户”之争。此外，为了神化“道统”的社会地位，他们不惜违背历史事实，随意将孔子之前的所谓圣君贤王如黄帝、神农、尧、舜、周公等也一概列入儒统。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宋元迄于清初，经学史被片面歪曲为道统源流，经学人物传记也大多为理学宗派人物著作所取代。如清初熊赐履著《学统》一书，把程朱理学家划为“正统”，其余历代儒士皆称为“翼统”、“附统”、“杂学”。孙奇逢《理学宗传》一书，用宗法制的观念，把历代传儒之人分为“大宗”和“小宗”，经他列入宗传的人物“于宋得七，于明得四”，其余一概列入“补遗”之流。
    万斯同在上述情况下编著《儒林宗派》。全书除先秦老、庄、申、韩学派称“家”之外，凡传习孔孟经典的学者一律称之为“儒”。这与顾炎武强调“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⑧和黄宗羲以“明儒”概称明代理学家一样，体现了斯同从命意上反对理学独尊儒林的指导思想和实事求是的治史态度。
    《儒林宗派》把整个经学（含理学）发展过程作为完整而不断变化的历史来书写，从内容上彻底破除了道统神话和门户之见。如周代（先秦）首立“圣门学派”，叙列孔门弟子，立“先圣世系”叙列孔子家学渊源，强调经学始自孔子的历史事实。削去了一向被理学家奉为“道统之祖”的尧、舜、汤、武等与经学毫不相干的人物，使经学从神学回到了历史。汉唐经学长期为理学家所否认，实则是我国经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儒林宗派》客观地恢复了它们应有的历史地位和强大阵容。又如宋元明时期，儒学主流为不同理学派别所取代。斯同既不否认这一事实，也不持主任何门户，平允地叙列程、朱、陆、王各派源流。此外，又别立“诸儒博考”一目，收载这一时期非理学儒者如范仲淹、马端临、焦竑等人，表示在理学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也有不卷入理学狂潮的儒士。总之，在理学道统之说依然十分盛行的清初，《儒林宗派》第一次全面公正地恢复了整个经学史的本来面目，其进步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此外，《儒林宗派》扩充了历代《儒林传》的内容。全书虽以历代正史《儒林传》为基础，但却远远超过正史《儒林传》的范围。据笔者初步统计，《儒林宗派》之前，我国古代正史《儒林传》或《儒学传》中立传者共计517人， 连同附传涉及的儒士估计亦不超过2千人。而该书仅两汉部分就收录了552人。毫无疑问，《儒林宗派》是迄今为止，我国最集中而完备的一部经学人物资料。
    《儒林宗派》在体例和内容上对后世学术史著有一定的影响。如嘉、道年间，王梓材、冯云壕续补《宋元学案》时，曾以此书为例，于学案正篇之外，增立《诸儒博考》一目，用以收载“于学案无可归，而其人又不能遗”⑨的宋元学人。其具体内容亦依《儒林宗派》宋元部分拓展而成。⑩
    但《儒林宗派》也存在着突出的缺点，首先是过于简括。此书虽著录于《四库全书》史部传记内，但全书所记人物一般只涉及姓名，字号，里第和师承关系，有失人物传记之实。其二是脱漏。该书在人物收取和学术源流的标注上存在着较多的脱漏。如晋儒韦叟，《晋书·儒林传》说他“雅好儒学……著《伏林》三十言”。斯同却漏列韦叟。《后汉书·儒林传》载：“刘昆……受施氏《易》于沛人戴宾。”可见刘学传自戴氏。但斯同于刘昆之前和西汉施氏《易》学派之后皆漏列戴宾。又如，斯同列高羽为东汉鲁《诗》第一传人。但《后汉书·儒林传》曰：“高羽……曾祖父嘉，以鲁《诗》授元帝。父容，少传嘉学。”可见高羽之前，西汉鲁《诗》学派之后不当漏列高嘉、高容二人。
    三
    考据成学始自清初。万斯同有《昆仑河源考》等三种考据著作著录于《四库全书》，同时存目的有《声韵源流考》等四种。此外，还有《历代纪元汇考》、《群书辨疑》和主要由他助编的《读礼通考》等考据专著行世。其数量之多，内容之广，或为清初其他考据家所不及。
    对万氏考据历来有两种看法。和万氏同时的学人普遍认定万氏“于经学能与汉宋诸儒辨及微芒，于史学能取历朝设官、仪礼、兵刑、田赋诸大政尽考其详”（11），《四库提要》的作者也称他“工于考据”（12）。但有的学者又完全否定其考据学地位。如王鸣盛称其考据为“俗人虚造，不可信”（13），李慈铭斥责万氏考据“好博辩不能探求古人文法，故往往疵谬”（14）。我们认为两说皆有未当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