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斯同在该书中通过“考证”，得出两个结论：其一是发陵时间在至元十五年，即南宋灭亡之年，意在强调元人发陵为了破坏赵宋风水的政治性。其二是增加埋骨人数，说明埋骨事件是一次忠义遗民的集体行动。其中心思想在于颂扬宋季遗民“精诚可以下见诸帝无惭”（26）的忠义行为。但我们看到，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万氏不惜割裂史料，轻意臆断之处甚多。如，首倡“义士埋骨”的陶著《南村辍耕录。发宋陵寝》一文，本是一则值得怀疑的传闻。陶称来自吴新王国器所藏《唐义士传》一文，而王又称此传为云溪罗有开所撰。罗又言得自友人倪端叟。万氏并不追寻上述史料的渊源和真伪，仅将罗有开改作的《唐义士传》从陶文中单独稽出，列在卷首，作为全部考证的基础，实际并未解决问题的关键。又如，万氏据其师黄宗羲一语穿凿，轻易否定宋末元初人关于发陵时间的记载，将诗韵相切的普遍现象断为二人合谋埋骨的暗号等，皆表现出极不严谨的治史态度。
    《庚申君遗事》意在宣扬反满复汉的狭隘的民族思想。元顺帝妥欢帖眭尔为宋恭帝（瀛国公）后裔之说，出自元末明初遗民隐士权衡《庾申外史》一书，纯属无稽之谈。（27）
    万斯同撰文“考证”此事，都不过全依旧说。其立论的根据竟是：“明初人闻见相接，所言不诬，岂好为不根之说以骇世惑众？”（28）实在是强词夺理之论。值得注意的是万氏对此事的解释。万氏引明人黄溥《闲中古今录》言宋太祖于建隆元年（干支为庚申年）“受禅”得国，历3百年至宋理宗景定元年（干支亦为庚申年）宋亡，正好是“五庚之极”。进一步引申出所请“五庚转六庚”之极的迷信史观。在他看来，元顺帝庚申君（生于庚申年）既为赵宋之后，元亡于顺帝之时，实际等于蒙古政权又暗中回到了赵宋汉人之手。“赵氏之复有天下也章章明矣！”（29）我们知道，顺、康年间，明裔“朱三太子”之说十分风行。万氏热衷于用因果报应的循环史观，来宣扬汉族政权必将回归汉族手中的宫闱密史，表现出希望明裔复活，推翻满清政权的强烈愿望。论者认为这是万斯同民族爱国主义思想的表现，“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30）我们认为，如果承认清朝的建立对于结束晚明腐朽、分裂的局面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如果我们今天的研究者不是无意站在朱明王朝或仅只是汉民族的立场上说话，那么，生当康熙中叶的万斯同等遗民史家尚念念不忘反清复明的思想，就没有什么进步意义可言，更何况他采用“影射”法研究历史。笔者认为，任何时候的“影射史学”也不能被称之为真正的史学。
    简短的结论
    万斯同为明史修纂作出了较大贡献。首开清代史表补作先河。编著反理学的学术史传。倡导考据实学。其史学思想和著述对后代著名史家如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钱大昕等皆有一定的启迪和影响。毫无疑问，万斯同作为清代史学的开拓者之一的历史地位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然而，从前的评论者把万斯同称为“凌班越马”的史才，“清代扑学大师”（31）或“清代独树一帜的史学大师”（32）等，则又不尽符合事实。
    我们认为，作为“大师”的史家，应当在历史观、史学思想、或史著内容方面有超越前贤的独创或成就。万斯同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就历史观而论，万斯同虽然生当学术思想非常活跃的时代，但和顾炎武、黄宗羲等进步史家相比，他的历史观则显得非常落后。例如，在他看来，古代制度不是随着历史的前进而日益完善，而是日益败坏，今不如昔。他说：“三代相传之良法至秦而尽亡。汉唐宋相传之良法至元而尽失。明祖之兴，好自用而不师古，其他不过因仍元旧耳，中世以后，其祖宗之法而尽亡之。至今之所循用者则又明季之弊政也。”（33）此外，作为一代史家，万斯同在史学理论上也没有超越前代史学大师的杰出见解，现存万氏史论文大多是就事论事之作，思想极其平庸。再就其史学内容而言，我们在以上各节中已经提出，几乎普遍存在着粗放不精的缺点，这和阎若琚、胡渭、顾祖禹等人的学术著作相比，又的确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因而，我们认为，对万斯同史学评价偏高的观点应予纠正。
    注释：
    ①《新唐书·方镇表·序》
    ②卢文绍《核定熊方后汉书补表·序》，见《抱经堂文集》卷三。
    ③朱彝尊《历代史表·序》。
    ④钱大昭《后汉书补表条例》见《二十五史补编》。
    ⑤盛大士《宋书补表条例》（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