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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郊区黑人的高度种族隔离 前文提到，黑人郊区化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低度郊区化。从本质上讲，黑人的低度郊区化就是中心城市与郊区之间的高度种族隔离，即郊区地方政府、地产商乃至郊区居民利用各种手段限制黑人向郊区的迁移，而将其严格地限制在中心城市。而对于那些已经郊区化的黑人，郊区白人主体民族的做法同中心城市一样，将其尽可能地限制在现有的社区内，坚决抵制他们向白人社区的迁移，从而形成了郊区中的高度种族隔离。美国黑人郊区社区的类型就反映了郊区的种族隔离程度。 哈罗德·康诺利（Harold Connolly）将黑人的郊区社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由内城隔都区的空间扩展，连续地延伸到（郊区）的地区”，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外溢”（spillover）型郊区，即由中心城市边缘地带的黑人隔都区延伸到城市边界以外的郊区社区；另一种是在“具有明显的郊区特征的已经存在的黑人集中的地区，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更加明显的黑人聚居区”。雷诺兹·法利（Reynolds Farley）更加明确地描述了1960年代三种黑人郊区增长模式，其一是“陈旧的、居住密集的郊区，往往含有或接近就业中心”；其二为“新的郊区开发区……专门为黑人建立的”郊区；其三是半乡村“地区，缺乏排水与给水设施，拥有价值低廉的破旧住宅，全部是黑人人口”的郊区[24]（P171）。笔者认为，黑人的郊区化主要有三种模式，最主要的一种是由中心城市边缘地带的黑人隔都区外溢（spillover）到郊区的黑人郊区；第二种是黑人郊区的黑人飞地，由早期黑人的小型居住区提供了一个发展核，随后慢慢扩大而成；第三种是通过种族转换（transition）而由白人郊区转化而来的黑人郊区，即由黑人的侵入和白人的逃逸而形成的黑人郊区。 无论通过哪种方式形成的黑人郊区，黑人郊区与白人郊区都存在严重的种族隔离。比如在芝加哥，1960年，该市黑人比例为23.6％，郊区只有3.1％。在147个人口超过2500人的郊区中，19个郊区（13％）没有一个黑人，另外97个郊区的黑人比例不足1％、21个郊区的黑人比例在1－11％之间，只有10个郊区的黑人比例超过了全国黑人人口11％的比例，其中又有4个郊区黑人的比例超过60％。而罗宾斯（Robbins）的黑人比例在99％以上[25]（P39－40）。郊区黑人分布的极端不均表明了郊区高度的种族隔离。 经过60年代的民权运动和70年代以后的肯定性行动，黑人与白人之间的种族隔离状况有所改善。在马克·施奈德（Mark Schneider）和托马斯·费伦（Thomas Phelan）考察的郊区中，1980年，10.76％的社区没有黑人或少得可以忽略，而到1990年，这样的郊区就不再存在了。也就是说，这些郊区中几乎都有一些黑人居民。这虽然表明了郊区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种族融合迹象，但到1990年，仍然有1/3以上的郊区的黑人人口低于1％，70％的郊区社区黑人居民低于5％。在另一极端，越来越多的郊区变成了黑人占多数的郊区。1980年，在上述两位学者调查的郊区中，有3.13％的郊区其黑人居民占50％以上，1990年，这一比例上升到4.5％。1980年，有0.81％的郊区其黑人居民占90％以上，而1990年同比上升到1.21％[26]（P271）。纽约州立大学的刘易斯·芒福德研究中心（Lewis Mumford Center）对2000年美国人口统计的分析得出结论：“尽管有大量的少数民族从城市迁移到郊区，但这些群体并没有能够进入白人为主的邻里。居住隔离，尤其是黑人和白人之间，在全国的城市和郊区之中仍然十分严重。”[27]（P137－138） 不仅郊区黑人存在着严重的种族隔离，而且在美国的各个少数族裔中，黑人的隔离程度是最高的。道格拉斯·S. 马西（Douglas S. Massey）和南希·A. 登顿（Nancy A. Denton）于1980年对美国的59个大都市区的种族居住隔离进行了研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们通过运算得出了黑人的隔离指数为0.573，远远高于西班牙裔和亚裔的0.379和0.376。而在某些大都市区的郊区中，黑人的隔离指数更高，比如在芝加哥郊区为0.754、洛杉矶郊区为0.789、纽约郊区为0.704、迈阿密郊区为0.754等[28]（P602－604）。 不仅黑人的郊区化水平低和种族隔离指数高，而且郊区黑人社区与中心城市的黑人社区一样，出现了破败的趋势。到1990年，多数郊区黑人仍然生活在内层的旧郊区，他们财政拮据，税率居高不下，服务水准下降，学校质量恶劣，商业投资减少，财产估价偏低。甚至一些黑人中产阶级郊区也出现了衰败的局面。比如马里兰州的乔治王县（Prince George's County）就是一个中产阶级黑人社区。尽管其社会经济地位在不断上升，但白人地产商却不愿在该县投资。而且在该县的环路（Beltway）以内，出现了商业撤离和去投资化现象。由于该县缺少商业和工业机构，使该县的工商税收不足，而税收负担主要落在户主头上。由于该县缺少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人们开设银行账户或申请购房抵押贷款都很困难。而且黑人工人阶级和贫穷不断增多，其福利需求增加。该县的公共学校也表现不佳。1995年，该县学校40％的学生来自贫困线以下的家庭并接受就餐补贴，到2000年这一比例上升到45％，在该州的24个学区中，其学校质量名列倒数第二，仅比巴尔的摩市的一个低收入的校区稍强。而且贫困和社会问题接踵而至，在1980和1990年代，环路附近的内层郊区比如卡皮特尔海茨（Capitol Heights）、拉纳姆（Lanham）、兰多弗（Landover）、肯特兰兹（Kentlands）等社区，构成了一个毒品交易和暴力的长廊[11]（P279－28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