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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黑人的低度郊区化和高度隔离化的危害性 黑人的低度郊区化和高度隔离化，使黑人被迫困于中心城市的隔都区和郊区的飞地之中，从而为黑人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第一，由于中心城市与郊区之间、郊区与郊区之间存在着收入和财政的不平衡，黑人的低度郊区化和高度隔离化造成了资源与需求配置方面的失衡，阻碍了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过程。在中心城市和郊区之间，由于白人中产阶级和富裕阶层的郊区化，使中心城市黑人等少数族裔和穷人的比例远远高于郊区，造成中心城市税收基础减少、税源日渐枯竭、财政捉襟见肘，没有能力拿出更多的资金去救济穷人和黑人等少数族裔、改造贫民窟、改进教育设施等。1970年，在美国的37个大都市区中，33个中心城市税收负担高于郊区，8个中心城市的所得税比郊区高[29]（P11）。在郊区黑人飞地与白人郊区之间，白人为了避免黑人的侵入，往往建立独立的市政机构，而将黑人社区排除在外，使黑人不能分享白人社区较为雄厚的财政收入；而黑人社区却十分贫困，没有能力建设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建立良好的学校，使黑人处于永久的贫困之中，导致社会财富再分配过程的中断。因此，中心城市和郊区飞地中的黑人就如同处于一个个贫困的孤岛之中，而白人对此却漠不关心、冷眼旁观。 第二，黑人的低度郊区化和高度隔离化，导致了黑人居民教育水平的低下，对黑人后代的发展进步造成了严重的障碍。由于中心城市财政拮据、教育投资匮乏、学校质量恶劣，黑人子女得不到良好的教育。郊区黑人社区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而白人郊区由于财政力量雄厚，可以建立良好的学校、聘请优秀的教师，其子女可以受到高质量的教育，为其未来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根据美国民权委员会的调查，到1965年，在美国最大的15个大城市中，有7个大城市的公共学校的非白人学生占多数，2个城市非白人学生占40％～50％。在中心城市提供合格的教育是最迫切的一个问题，但市政府又被迫比郊区花费更小比例的财政收入用于教育。1970年，在美国的37个大都市区中，中心城市的教育投资仅占总财政收入的36％，郊区同比为56％。而中心城市不得不比郊区投入更大比例的财政收入用于福利、警察和交通管制[29]（P10）。又根据克纳委员会的一项调查，在1964年7月～1965年12月东北部大都市区的一项考试中，黑人学生的不及格率为67％，而白人学生只有19％。在北部和西部的大都市区中，16－17岁学生的失学率，黑人是白人的3倍[30]（P425）。 第三，黑人的低度郊区化和高度隔离化，造成了他们的就业困难。美国的就业在不断向郊区迁移，尤其是那些黑人适合的蓝领工作和非技术性服务业。比如，在巴尔的摩大都市区，在1955和1965年间，82个工业企业从中心城市迁移到郊区，如果考虑到地区间的企业迁移，这10年巴尔的摩市丧失了338个制造业企业[29]（P11）。在民权委员会的一次听证会上，一位权威人士说：“工作职位正在向郊区迁移……而它们正是低收入、中低收入和少数族裔工人所必须赖以维持生计的那些工作。”[29]（P25）由于黑人高度集中于中心城市，而就业职位却不断迁移到郊区，同时黑人又缺少必要的交通工具如汽车，从而使黑人不能到郊区就业，使黑人的失业率偏高。1966年，根据劳工部对9个大城市低收入的黑人社区的研究，其失业率竟高达9.3％，而黑人的总失业率为7.3％，白人的失业率仅为3.3％[30]（P257）。1970年，一个民权组织“全国反对住宅歧视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Against Discrimination in Housing）出版的《就业与住宅》（Job and Housing）的报告，认为由于郊区拒绝建造廉价住宅，以及在出售和出租现有住宅的过程中实行种族歧视政策，所以阻碍了黑人获得和保持就业[2]（P177～178）。对于这一点，甚至连保守的共和党总统尼克松也不得不承认。他于1971年6月的一次有关平等住宅机会的政策声明中说道：“美国少数族裔不能在郊区就业地点的附近找到住宅，而这些工作正是他们所胜任的。工业和就业正在离开中心城市而向周围地区迁移，迁往郊区的工作将不能提供给少数族裔——从而使更多想工作的人将加入到城市失业和福利救济的队伍中去。”[29]（P25） 第四，由于黑人的低度郊区化和高度隔离化，产生了“危机的聚集效应”（critical mass effect）。任何社会行为都会产生溢出效应，这种溢出效应会影响周围群体的行为。如果某种行为被人们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就会形成一种社会风气，从而进一步扩大其影响，这样就形成了聚集效益。如果社会下层群体和不良行为聚集到一起，产生的溢出效应就是副溢出效应，它产生的影响远远大于这些下层群体和不良行为在分散的情况下产生的影响，从而对社会造成更大的危害。所以，这里的黑人居民出现犯罪率提高、家庭破裂、精神病、吸毒、学校质量低劣、公共服务设施不足等问题，使他们的社区成为“危机的隔都区”（crisis ghettos）。当然，危机的隔都区内社会问题不仅局限于黑人，也包括其他少数族裔，但黑人的情况更加严重。住宅和城市发展部部长罗伯特·韦弗（Robert Weaver）对这种副溢出效应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某些因素现在汇集于贫民窟之中……造成了许多明显而确定的问题。他们包括积习难返的中年酒鬼、不可救药的妓女、明目张胆的同性恋者、麻木不仁的惯犯以及诸如此类的人们，他们或者拒绝悔过自新，或者要求长期的最高形式的救济。他们属于各个族裔，并且构成了真正的‘顽固核心’。此外，那些带有传统问题的、表现出某种形式的反社会行为家庭，在贫民窟居民之中是非常普遍的。”“这样是很不现实的……即期待那些被弃绝于中产阶级报偿之外的大多数人们，去努力获取已经为经验所证明他们不可企及的事物……只要我们之中一部分人被贬低到在他们看来是一种制度性的低下地位时，贫民窟和衰败地区的社会反常现象就将会持续下去。”[18]（P90－92）虽然“危机的隔都区”中的许多问题应该归咎于这些黑人少数族裔自身，但事实上，“危机的隔都区”中许多无辜的低收入居民和少数族裔是这些破坏行为的主要受害者，因为他们不能像富裕家庭那样逃离这种环境，只能在这种痛苦中煎熬。 总之，美国黑人在短短的半个世纪中就完成了高度的城市化，然而黑人在进入城市以后，遭受了白人严酷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而郊区更是黑人难以涉足的白人天下。甚至到20世纪末，黑人在郊区的人口比例仍然低于其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黑人的郊区化水平不仅低于主体民族白人，甚至低于其他少数族裔群体。与此同时，黑人与白人的种族隔离程度却远远地高于其他少数族裔。低度郊区化和高度隔离化是美国大都市区黑人空间分布的主要特征，这两个特征对黑人的社会生活、教育、就业和发展等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责任编辑：admin) |